被戏谑地称为“婆婆妈妈剧”的家庭伦理剧，是我国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理念和引导的电视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电视剧类型之一。这一类电视剧最为生活化，并以家庭为最小单位展示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深受观众们的喜爱。然而也有一些家庭伦理剧因为过于狗血、夸张而不贴近生活，尤以表现婆媳关系为代表的两代人的冲突为最。

近日，聚焦于婆媳关系，在热播的同时调和众口让人交口称赞的韩剧《儿媳期》，对于两代人关系的描画和叙述，让人眼前一亮，颇可作为国产家庭伦理剧的借鉴。

代际的分解：

观念不同，张力不断

《儿媳期》聚焦于刚结婚成为儿媳的这一过渡期，以女主思琳作为新媳与以婆婆为代表的婆家人相遇后经历的各种苦恼问题而展开。该剧有着几个方面的新意，首先是视角上，作为一个新媳妇，女主必然经历与婆家的磨合，自然会有各种冲突和“文化震惊”出现，这使电视剧具有了天然的故事性。其次，故事的表现上，尽管是部漫改剧，但该剧以温情和现实生活的白描为特色，不狗血不夸张，自然地呈现生活的种种。再次，电视剧不回避媳妇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用一个新媳妇的经历和眼光，通过与婆婆的相处，与闺蜜的交流以及与丈夫的争吵，还有自己的内心独白，将自己所面临的苦恼都抒发了出来。这种较为新颖的视角并汩汩而来的自然叙事，获得了以女性为代表的受众的一致共情。

然而如果仅仅是一部表现媳妇困境并控诉婆家的电视剧的话，《儿媳期》也不过是千万普通家庭伦理剧的一部。其独特价值在于它的描画和叙述不但能让以媳妇为代表的一代人感同身受，更重要的是也能让以婆婆为代表的一代人和以丈夫为代表的男人都能接受并反思。

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似乎天然就有冲突。上一代人因为活得足够长，也有足够的经历，所以觉得自己更加通透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更加执着或者坚持某些东西，并将这些东西自以为是地出于好心强加在下一代身上。然而正如日本女演员树木希林在面对记者“对年轻人有什么人生建议”的提问时答的：“请不要问我这么难的问题。如果我是年轻人，老年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听”，那些上一代想要给予下一代的观念或建议，即便是正确的，年轻人也不见得想要听，于是张力便出现了。这便是影视剧塑造两代人之间矛盾表现其戏剧张力的出发点。

然而将这些矛盾分解于电视剧之中进行呈现，又是个考验电视剧生产者智慧和能力的事情了。《儿媳期》将这些矛盾，通过一个个生活中让人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又感觉哪里不对的细节，以儿媳思琳的眼睛呈现出来。比如为什么去婆婆家一定是儿媳妇洗碗?为什么过节要先以婆婆家为主，而不是丈母娘家?新媳妇因为要适应或反抗这个过程，因而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就生发了诸多的碰撞，这些矛盾就凸显得更加明显。

以婆媳或女婿和丈母娘的关系描写表现两代人关系的电视剧，常常过于剑拔弩张。其直接原因是为造成戏剧冲突，以使电视剧有更多看点。然而，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两条更为深沉的原因：一则是对于婆婆为代表的老年人的刻板化和歧视——老年人要不然就被符号化处理，要不然就以让人厌烦的形象而出现;一则是对老年人所经历和所养成的根由的批判，比如《欢乐颂》中樊胜美极度重男轻女的妈妈、《双面胶》里丽娟跋扈的婆婆和《倒插门》中田冲的强势丈母娘等。她们的这些形象让人厌弃，却也能引发人反思：她们何以成为了现在的她们?只是前者较为显见，后者，则难以体会得多——想必创作者们在创作时也未放置心思在老年人为何变为这样的老年人上。《儿媳期》的巧妙及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女主思琳的经历和感受凸显了作为媳妇的困境的同时，也为剧中每一个人物，尤其是婆婆的表现寻找到了人物的根由，于是婆婆不再只是两代人张力的工具和年轻人困顿的障碍。

代际的谅解：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不似一般俗套家庭伦理剧里将长辈的价值观无限地放大于是塑造其食古不化，但又不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或没有来由地将媳妇塑造成为泼悍爱财而又尖酸的恶妇，《儿媳期》一个非常重要创作突破是让人“懂得”。这懂得既是剧中人物之间的懂得，也是观众对于电视剧人物的懂得，而后者是其更加重要的取向，因此才更受到普遍一致的不同性别和年龄观众的接受。

所谓剧中人物之间的懂得，是通过不断的故事发展以及矛盾冲突，让电视剧里面的婆婆与媳妇，通过连在他们中间的儿子而互相能够明了彼此。媳妇的困境以及苦恼自不待言，单说婆婆。剧中有一个细节：婆婆约女儿汗蒸被拒后，来约二媳妇思琳。思琳拉上丈夫一起，于是在旁人艳羡的儿子媳妇孝顺的话语中，婆婆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其实婆婆约儿媳这样的年轻人，无非带有一些炫耀和虚荣的心理，儿媳也看透这其中的关窍。这和电视剧中，大儿子的媳妇比较独立现代，敢于反抗婆婆而不参加祭祀的饭食准备，婆婆被小叔子奚落而郁郁不快，在家族其他人面前抬不起头是一样的道理。

而剧中人物和电视剧观众之间的懂得是更加重要的一层。这源于电视剧让每一个人的困境及其所面临的两代人之间的苦恼都客观而不夸张渲染地呈现。婆婆和公公因为大儿媳妇不愿意参与祭祀劳作而伤心难过，是因为要因此承受别人的眼光和嘲讽;大儿媳和二儿媳都不愿做祭祀的劳作，是因为祭祀的活儿一直只有女人在做而男人则坐享其成，这委实不公平;儿子愿意帮着来做祭祀的劳作但婆婆反对，于是儿子以更好地孝敬丈母娘作为对自己妻子的补偿。可是即便如此，每次的祭祀或家族活动都会变得不愉快。不同的观众都通过每个人物在家庭和代际之间的困境而有了认同感，于是电视剧最大程度地照顾和安抚了每一个观众，让每一个人都懂得，也让对应角色的每一个观众都反思自省，从而避免了单纯工具化地塑造人物形象以及不揭示人数塑造的合理合法性，所造成的人物之间以及观众和人物之间不能互相“懂得”的问题。

代际的和解：

求同存异，理解万岁

代际间的冲突是必然，但电视剧一味渲染和描写代际间的张力，只能加大代际间的矛盾并加深现代社会中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这对于家庭对于代际对于社会无疑都没有任何益处。

不过，代际的和解之于电视剧的表现而言，不应是工具性和结局性的，而应是发展中与关系中的。《儿媳期》一家三儿女与婆婆(妈妈)不同的相处模式，精准而又有些类型地向观众提供了三种代际的版本。老大一家，媳妇占有完全主导地位、大儿子也完全支持妻子，他们是完全按照现代原子家庭的方式来生活，并以非常西化的方式来处理代际关系。他们不参加代表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和传承的祭祀活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于上一代的反叛。这无疑符合现代年轻人的想象，但置于重视亲情伦理的儒文化之下，则不免又让人有些唏嘘。老二一家，媳妇温和到有些懦弱，二儿子又极度孝顺，虽然对妻子也体贴温柔，但更加想让妻子做一个符合公婆所期望的儿媳。于是，二儿媳妇不断地在婆家遭受各种让其痛苦的事，比如让其不断劳作、伺候男人和小姑以及与婆婆一起吃剩饭等等。虽然暖了公婆的心，但儿媳妇所遭受的以及所经历的，却也让人无限同情。至于女儿一家，则是丈夫无能，而女儿则总是回娘家而不愿意去婆家。

这三种典型又有些类型化的家庭所体现的代际间相处的模式，体现了儒文化所代表的传统以及现代文化所代表的现代之间的冲突和激荡，三种模式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任何一种都不是代际间健康的相处方式。《儿媳期》作为一部表现婆媳关系的家庭伦理剧最成功之处在于，电视剧通过人物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立场的互换而增加了彼此的理解，于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彼此都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妥协，从而和解。这种和解自然是团圆式的，也是观众所期待的。但对于电视剧的观众而言，对于代际的和解的反思，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是男性还是女性——则是《儿媳期》最大的价值所在。这无疑值得国产家庭伦理剧的创作者深思。

(吕鹏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