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夫也曾领先世界？蒙元大征服时期的草原医学与防疫体系啥样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英美游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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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想必大家都听过“蒙古大夫”这个词，这个词充斥于各种玩笑和电视购物中，那么蒙古大夫水平到底如何啊？其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疾病流行，人员聚集的军队也是瘟疫滋生的最好温床，所以自古以来，军队就必须重视医药学。本文就来说说蒙古大征服时候的“蒙古大夫”。

缠绕铁骑的幽灵

蒙古军南下后第一次遇到的疫情出自冷门史料《太乙统宗宝鉴》①，按此书的说法，1211年七月②蒙古军进攻乌沙堡，守卫金军因“兵疫大丧”而溃败。但仔细研究一下即可看出这条记载的来源和准确性都有疑问：这段关于完颜承裕官职的变更与《金史》所载的官制相冲突③；关于乌沙堡之战，《金史》仅称蒙古军趁金军不设备之际发起奇袭，《太乙统宗宝鉴》却多了“兵疫大丧”这个细节。

然而依照那时蒙古军的抗疫能力来看，如果当年真的有这么一场能致使金军兵力大损的疫情，很难想象蒙古军能不受影响地南下连战数场和大范围攻城略地（反例就是下文1232年的汴京疫情），因此这个“兵疫大丧”的说法只能是难以立足的孤证。

蒙古军第二次也是真正在官修史书上可考的第一次遇到瘟疫是在1214年初，据《史集》记载，1214年蒙古三路大军在扫荡完华北回聚中都时遇到了一场热病，很多人都病倒了，术虎高琪还建议趁机袭击蒙古军，却被完颜福兴劝止。④

在第一次西征后期，蒙古大军从中亚回师的途中爆发疫情，大多数将士倒下。⑤由彼得·杰克森研究所得的导致此前两万蒙古军从印度撤军的酷暑、资源的缺乏与人手的短缺，这四个因素最终让成吉思汗打消了从印度返回的计划。⑥到了灭西夏时，蒙古军在甘肃境内发生病疫，全靠耶律楚材用大黄治好了数万人。⑦

蒙古军在征战途中遇到的最大瘟疫非1232年汴京之疫莫属：1232年三峰山之战后，三月窝阔台至汴，命速不台等攻城，金军靠着皇帝亲自督战以及火器守城达十六昼夜，据说内外死者以百万计，这当然是夸大，蒙古军兵少，一向十分爱惜兵力，不愿强攻坚城。

速不台见短时间内无法破城，同时蒙古军在城外染上疫情⑧，便以避暑为由退至汝州大掠粮草，改为等待金军兵疲力尽。大约在四月汴京果然发生瘟疫，五十天内死者据说达九十多万人，如果这个数据属实，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疫情在一个城市内造成的死亡数的最大值。

可以说这次疫情对双方战斗力均有削弱，金廷屡次试图对外求援全部失败，士气遭到沉重打击，最终于当年十二月逃亡蔡州。同时北返的窝阔台也染上瘟疫，留下拖雷为救窝阔台以身代死的传说。

1235年秋，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等人自唐邓地区南下进攻南宋京湖地区，攻破枣阳后在襄阳受阻，次年八月重整旗鼓攻克襄樊，连破郢州、荆门、随州、德安府等地。当年十月阔出大概在邓州去世，而《元史》与《史集》都没有记载阔出的死亡原因，可见他并不是战死沙场。⑨

因为当时的蒙古军是不会放过任何敢杀死黄金家族皇子的城市，可以参考一下同样是在征战途中丧生的皇室成员：察合台子木秃坚，死于一次西征时期的范延堡，成吉思汗攻下该城后将其夷为平地；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死于二次西征时期的科罗姆纳，拔都在攻下城市后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而且蒙古官方史料并不避讳皇族战死，木秃坚与阔列坚的战死都在《史集》里写得明明白白。⑩综上所述，阔出应该也是染病而亡。

1259年，蒙古军队进攻四川的过程中，由于部队内弥漫着疫病，大大影响了战斗力，即使这不是蒙古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重要因素之一。⑪首先是纽璘一部最先爆发疫情，尽管击退了来攻的吕文焕军，但终因疫情撤退。等到蒙哥围攻钓鱼城时，更是“军中大疫”，⑫随军的月举连赤海牙奉命制造酒曲防疫，取得一定成效。

这一方法后来在1278年也用过，由于川蜀地区流行岚瘴，二月废除了酒禁令，四月又颁布了全国范围内的废弛酒禁，目的是为用酒御寒防疫。对比一下蒙哥之父拖雷也是在瘟疫的同时饮酒过量而死，⑬如今酒却成了治病的良药。

蒙古铁骑席卷欧亚，最常遇到的自然阻隔就是“水土不服”，异地调兵固然可以斩断军地关联而利于制御，但劳师远征历来为兵家之大忌。

1285年，忽必烈之子镇南王脱欢发兵攻安南，五月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师。⑭朝臣刘宣曾检讨说：“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需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

从现在的眼光看元军败北的原因很多，其中疫病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处于长途奔袭形势下又染病，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到了1289年五月，忽必烈下诏：“季阳、益都、淄莱三万户军久戍广东，疫死者众，其令二年一更。”

从成宗朝到文宗朝（1295-1332）的37年间，见于史书记载的疫病流行约有十五六次，平均每两年半就有一次，相比忽必烈时代流行密度明显提高，其中武宗朝与英宗朝几乎年年疫情，仁宗朝相对较少。

到了元顺帝统治的三十多年间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发生。1334年长江下游地区发生大规模疫情，政府遂发义仓粮赈济灾民，按官方数据共达572000户。1358年，京师大饥疫，死者相枕藉，朝廷在京城至卢沟桥一带前后用钞27000多锭安葬20万死者，又向病人发放药物进行治疗，大行善事。

此外就是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虽然爆发的起源至今有争议，也并非由蒙古人直接引发，却是蒙古帝国所带来的东西方交流的最负面影响，加速了帝国的终结。

从大体上说，元朝疫病在南北方都十分频繁，北方多集中在人口集中、记录详细的京师地区；南方除岭南外，东南沿海是高发区。前期疫病多与对外战争有关，后期则与社会动乱有关，可以说政治局势和战争是自汉以来引发疫病流行的两个重要因素。

元朝医学的发展

社会问题的产生，必得有相应的社会主体去解决，儒医便承载着解决这种瘟疫流行的历史使命。一方面，他们顺应时代需要，积极地救护多灾多难的大众苍生，另一方面，在医者“动关性命”的社会良知感召下，出于医学实践和对现实的思考，他们提出了对古圣先贤的存疑，并提出自己的心得创建。

如金元时期的李杲就在阐发《脾胃论》时，紧密结合汴京大疫的情况：“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从内因上分析原因是“胃气亏乏久矣”。金元政治变革成为医学发展的思想基础、人才结构与社会实践基础，从而最终促成中国医学发展的原始性因素。

虽然蒙古帝国的历史作用在史学界饱受争议，但有一点是举世公认的重要贡献：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⑮在元朝的统治下，不但把东亚极多的利好带到了西方，也将难以计数的西方好处带到了东亚。

元朝是中国医学的黄金时代。元代医药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医药学组织的健全，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医学流派的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和各科诊治的深入，尤其是外科骨伤科成绩显著，以及一大批医学家及重要著作的涌现等。

忽必烈于1260年设立了中央医疗机构太医院以掌管全国医药事务，1269年设立御药院管理药物制造与储藏，1271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多处安乐堂专门为军人看病，1273年又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和上都两处药物事，1282年成立典医署领导东宫太医，元朝不少名医就出身于上述医疗机构。

金元时期继承了前代的防疫思想和措施，在相关方面有着许多积极举措。元朝政府中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医学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⑯，当时太医院和各省的医学提举均刻印医书，既发展了医学又向民间推广了医药知识，不仅官府，民间也不乏医书。⑰

蒙古统治者出于对中原传统医疗的需要，对医疗人员采取保护态度，在征服时将其列入赦免之列；元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也较历代为优。元代设有民间的医户制度，户籍由太医院管理，还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等机构，为民间医疗服务⑱。

瘟疫发生后朝廷组织医户参与治疗，提高了救治效率，医户是政府规定可以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按规定可以免除差役等，得到政府的保护。⑲政府还在各地设置医学，学生主要来自医户子弟，并定期由各地医学教授对医户及医学生定期进行监控。医户制的出现相比前朝来说对抑制疫病流行能够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普及程度可能比较有限。⑳

在医学教育方面，元廷从1262年起就在各地设立学校，1272年又设有专门管理医学教育的医学提举司。元代医校分科比较细，在中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正骨科，这是蒙古族善于接骨治伤的经验与与中原医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与此相同的是元朝医学分科比前代更细，唐朝分四科，宋朝分九科，元朝增至十三科。

郭沫若曾把中古时代的阿拉伯科学文化和中国科学文化视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两座高峰，而蒙古在中亚的扩张不仅导致了移民和人口迁移，而且对阿拉伯物品和知识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是西域方药东渐中原最鼎盛的时期，蒙古西征对于医学推进最基本的贡献是让西域药物大量输入，许有壬在《至正集》卷三十一《大元本草序》中说：“开辟以来，幅员之广，莫若我朝。东极三韩，南尽交趾，药贡不虚岁。西逾于阗，北逾阴山，不知各几万里，驿传往来，不异内地。非与前代虚名羁縻，而异方物产邈不可知者，此西北之药，治疾皆良。而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朝廷设官司之，广惠司是也。”

回回医药是元代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负责管理御用回回药物的广惠司于1270年设立，隶属于太医院，是元朝的独创之举，它不但为京师的皇家侍卫提供诊治，还为京师寒而无助之人提供福利（专设的广济提举司也负责为普通百姓治病），地位很高（提举属正三品）。

1292年元廷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一回回药物院，使阿拉伯医药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设立三个阿拉伯式医疗结构并由域外人士执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为促进中外医学交流和中医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详载回回医药学的大型综合性著作《回回药方》以及《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等著作均有回回移民撰写或翻译成汉文，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医药学宝库。有种叫作“和沙拉卜都”的回回药，据说可治120种疾病，回医的医术受到时人称赞。㉑

元朝是回回医药的鼎盛时代，明以后文献中已很少提到回回医药，但《本草纲目》和《普济方》等明代药方中仍保留很多回回药方。

在回回医药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医药也在西亚伊利汗国广为传播。旭烈兀西征时带去了包括医生在内的上千汉族匠师，这些医生中有不少人在汗国任职，1304年，合赞汗得了眼疾，多亏中医在身上两处采取放血治疗。著名的《史集》作者拉施特也曾在合赞汗的主持下编纂了《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包括四部中国医著的波斯文译本。元代中医在伊利汗国的传播加强了中国医学在阿拉伯的影响，按郑和的发现，波斯的忽鲁谟斯“医卜、技艺皆类中华”。

元代是中医流派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直到清代，都有《四库全书·医家类》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他们的学说打破了因循守旧的局面，开创了中医学术的争鸣：内科方面对伤寒病的研究诊治最有成绩，代表人物有王好古、李杲、朱震亭等人。㉒

外科代表人物则有危亦林、李仲南、齐德之。在针灸学方面则有滑寿、罗天益、王国瑞、杜思敬、忽泰必烈等人，从元朝前期到元朝后期都少不了各民族医生对医学的贡献。

元代医药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少数民族医药学家及重要著作的涌现，宁夏、青海、云南等民族区域的综合科技势力较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除了蒙古族的萨迁（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与回族的爱薛外，维吾尔族翻译家安藏曾将《难经》、《本草》等汉文医书翻译成维吾尔文，忽思慧《饮膳正要》里也有维吾尔族的饮食疗法。

参考资料：

①《太乙统宗宝鉴》：三年辛未二月，金拜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为西南、西北安抚使，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行尚书省统兵御边，议筑乌沙城以屯军马，乌沙当冲要，善水草。七月，太祖皇帝遣兵征之，思忠等不备失利，兵疫大丧，大败乌沙营。八月，太祖皇帝率众内亲侵，承裕等不利，退入翠平口，抵宣平，天兵蹑其后。承裕军气丧，遂出宣平。九月，退至会河川，兵大溃，遁入宣德。天兵遂破德兴，进突居庸关，京师大骇。忽杀虎兵七千战于安定，又败。

值得注意的是，本段最后一句话明确将常被混淆的胡沙虎的定安之战与完颜承裕的野狐岭之战（见《金史》各本传）分开。

②按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蒙古军在攻打乌沙堡前，最晚在七月初就已经有西路军对山西发起进攻：“秋七月十八日丁酉夜，鞑靼猝至，与金人战于灰河。”

③《金史》卷九十三记载了完颜承裕和独吉思忠官职变迁：

（独吉思忠）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与参知政事承裕将兵屯边，方缮完乌沙堡，思忠等不设备，大元前兵奄至，取乌月营，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职。卫绍王命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败绩于会河堡云。……（完颜承裕）三年，拜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行省戍边。乌沙堡之役，不为备，失利。

按照金制，西南、西北路有招讨司而无安抚，设安抚司的行政区划多是不大的一路，没有西北、西南这种泛名。另外，安抚使是正三品，而参政是执政，从二品，在《金史》中，参政拜安抚属于贬官，所以《太乙统宗宝鉴》里冒出一句“拜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为西南、西北安抚使”是很有疑问的。

④《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春三月，成吉思汗驻扎在上述中都城境内。阿勒坛汗就在这座城里。在其他异密参加下，他与其军队的统帅名叫九斤、号称元帅（意为统率全军的异密）者进行商议；九斤就是曾与成吉思汗打过一次仗的前述异密。[提出的问题是：]“蒙古军[不习惯于]天气热全都病倒了，现在我们就去同他们作战吗？”另一个官居宰相的异密福兴丞相说：“不行，我们征集来的军队，妻子、儿女都在外地，无法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想法。如果我们败了，他们全部走散，即便我们把蒙古人打败了，我们的军队也全都跑到妻子、儿女处去了。祖宗社稷所在、帝王之尊，岂可为此孤注一掷！事情务必三思而行！现在只好遣使请降，等[蒙古人]退走后，我们再另作商议吧！”

《圣武亲征录》的对应内容为：

甲戌，上驻营于中都北壬甸。金丞相高琪与其主谋曰：“闻彼人马疲病，乘此决战，可乎？”丞相完颜福兴曰：“不可，我军身在都城，家属多居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战败必散，苟胜，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举矣，当熟思之。今莫若姑遣使议和，待彼还军，更为之计，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

⑤《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那年冬天，他们在不牙-古不儿境内过冬……由于气候恶劣大多数[蒙古军]都病倒了。成吉思汗发布命令，要每家为每个蒙古军人舂米四百“曼”。

⑥K.S.拉尔在《哈勒吉史》中总结出日后蒙古察合台汗国败于印度德里苏丹朝的五点原因：蒙古军重点并非印度；蒙古军实际战斗人员较少；蒙古人素质下降；蒙古内乱导致无法持续进攻；印度领袖的个人因素（转引自G.D.古拉提《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

⑦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大黄愈疾》：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从太祖下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

⑧《金史·国用安传》：语世英曰：“予向随大兵攻汴，尝于开阳门下与侯挚议内外夹击。此时大兵病死者众，十七头项皆在京城，若从吾计出军，中兴久矣。朝廷乃无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将何及。”

⑨《史集》第二卷：合罕有心让他作自己大位的继承者，但他还在窝阔台合罕生前就死去了……同年，窝阔台合罕在阿昔昌草原指派自己的儿子阔出和拙赤-合撒儿的儿子宗王忽秃忽前往被称为南家思的摩至那。他们进向那里，夺取了襄阳府和江陵府，并在途中洗劫了吐蕃地区。

《元史·太宗本纪》：八年丙申春……冬十月，阔端入成都。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皇子曲出薨。张柔等攻郢州，拔之。襄阳府来附，以游显领襄阳、樊城事。

《元史·塔思传》：丙申冬十月，复出邓州，遂至蕲、黄。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八》：蒙古安笃尔招徠吐蕃诸部族，赐以很符，略定龙州，遂与库端合兵，进破成都。会闻皇子库春薨，库端旋弃成都而去。

阔出在再次攻占襄阳后病逝于军中，塔思带领大军从邓州出发，按原计划从郢州向东前往蕲州。

⑩《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在范延堡战役中，成吉思汗心爱的孙儿、察合台的儿子与嗣位者木-秃坚中箭后，伤发死去。

《史集》第二卷：接着，他们又占领了亦客城。阔列坚在那里受伤死去。

⑪郝经《东师议》：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⑫《元史·史天泽传》：戊午秋，从宪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宋将吕文德以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北军迎战不利。

⑬《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兀鲁黑那颜和唆鲁禾帖尼别吉》：

他随同合罕出征契丹，并且，如前所述，以坚定和果决、才能和武勇去完成这个使命，由此那些东方的省份被征服和削平。在他志得意满地归来时，宇宙是他的奴仆，星空服从他的愿望，他变得来从早到晚耽溺于杯中物，于是他害了病，两三天尚未过去他就一命呜呼。【相关注释：这无疑地是事情的真相，因为蒙古人都是酗酒者。然而，在拖雷之死的蒙古说法中，事实被奇怪地理想化了。窝阔台在出征中国时生了病，珊蛮说他的病是当地山川鬼神作祟。拖雷请求由他代替，饮下一碗珊蛮念过符咒的神水，不久后就死了。见《元朝秘史》，第272节，也见伯劳舍编拉施特，第220—1页。】

对于拖雷之死，《蒙古秘史》、《史集》与《元史》都记载拖雷代兄而死，后两者中从拖雷饮下咒水到他去世都隔了一段时间，秘史则是说完遗言刚出门就去世，几乎明示拖雷直接死于那碗咒水，这种美化拖雷的情况是本书的政治倾向之一，参考冷研《铁木真的部下真被大锅炖了？《蒙古秘史》里的另类成吉思汗故事》。

⑭《元史·世祖本纪十》：（二十二年五月）适暑雨疫作，兵欲北还思明州，命唆都等还乌里。安南以兵追蹑，唆都战死；恒为后距，以卫镇南王，药矢中左膝，至思明，毒发而卒。

⑮《金帐汗国兴衰史》：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们不会一般地考虑到发展城市的文化意义，而只是单纯地盘算着从商业与手工业上征收各种赋税将巨额收入纳入汗的金库。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从通过这个地区的旧商道上可以获利。经由不里阿耳、罗斯诸公国、克里木与伏尔加河下游到花剌子模去的（从花剌子模又可以通往中亚、蒙古、中国）旧商道引起了金帐汗极大注意。在以往的任何时期，亚洲对东南欧的贸易以及通过东南欧对西欧所进行的贸易从未达到金帐汗国时代那么大的规模。

⑯《元史·百官制》：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至元九年始置。十三年罢，十四年复置。掌考校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

⑰1306年平水许宅曾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30卷；1307年梅溪书院刻《校正千金翼方》30卷；1339年江西医官提举司和建宁路医馆提举司同时刊刻危亦林《世医得效方》。

⑱《元史·百官志》：大都惠民局，秩从五品，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中统二年始置，受太医院劄。

《通制条格》卷第二十一：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⑲《元典章》卷三十二：（1262年忽必烈下诏）若有诸投下、官员人等于本路医人处收买药物，依理给价，无得抑勒取药。

⑳《元典章》卷三十二：比年以来，一等庸医不通《难》、《素》，不谙脉理，至如药物君臣佐使之分、丸散生熟炮炼之制，既无师傅，讵能自晓？或日录野方，风闻谬论，辄于市肆大扁‘儒医’。

㉑《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西域奇术》：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时，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遄止。当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云：“尝于平江阊门，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不知何物也。其马随即骑而去。”信西域多奇术哉。

㉒《医史·东垣老人传》：彼中民感时行疫厉，俗呼为大头天行。医工遍阅方书，无与对证者……君独恻然於心，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制一方，与服之，乃效。

㉓元末来华的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下一段广州所见：

城市中央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宇，设九重门。每道门内都有明柱和石凳若干，供人们歇足。二、三门中间有房舍数间，供盲人及残疾人居住，由宗教基金中拨款，供应他们的衣食。其他各门之间也都如此。庙宇内还有医院和膳房，有专门的大夫和仆役。人们告诉我说，凡失去谋生能力的老人、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都由这座庙宇供给衣食。此寺庙系某位帝王修建，并规定该城及郊区的部分农村、田园之所得必须全都捐献给寺庙。因此，人们将那座帝王的像悬挂在寺庙内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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