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最爱的城市，为何繁荣又为何没落？

如今的扬州，是一座普通地级市，似乎总是活在“烟花三月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春风十里扬州路”之类的古诗里。但在历史上，它的繁华曾是帝国荣耀。

澳洲学者安东篱在《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中写道：

“扬州有两个这样的时代，一是6-9世纪的隋唐时期，二是本书集中研究的16-19世纪。唐代扬州的诗歌和清代扬州的绘画使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变得重要。扬州到20世纪逐渐没落，不仅繁华凋落了，连可能欣赏这种繁华之踪迹的时代也过去了……地方社会的相对微弱，显示了这座城市对一个为维系并服务于晚期帝国而设计的结构的依赖，还显示了大扬州地区的环境问题，以及经济多样性的缺乏，后者原本或许能够帮助这座城市安然渡过鸦片战争开启（至少可以说是促发）的一个变迁阶段。”

(资料图)

1977年，安东篱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当时就选定扬州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此后二十余年，她始终没有放下扬州，围绕这座城市展开一系列研究，终于完成《说扬州》一书。

隋唐时期的扬州，是富甲天下的帝国江都。这座诞生于春秋晚期的城市，从一开始就依托内河航运。吴王夫差为求北上，开挖长江通向淮河水系的邗沟，扬州城从此诞生。此后，它一次次成为中原王朝下江南的关键据点。

隋炀帝时期打造的内河航运体系，让扬州地位更为显赫。到了唐代，它更是成为国际级交通枢纽，大量异国商人将这里作为最好的交易市场，进而定居。但在安史之乱中，唐肃宗派出的大将田神功放任部下劫掠，甚至大开杀戒，不但破坏了商业，也让许多客居扬州的胡商、在扬州已定居数代之久的异国人成为受害者。虽然安史之乱后，经济逐渐复苏，扬州也重现繁华，但始终未能回到昔日盛景。

直到明清时期，扬州重拾辉煌，这次依靠的是盐务。因为漕运和盐运之利，扬州富甲一方，各省份数百万消费者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扬州，在文化上也充满活力。

盐务的参与者并非扬州本地人，而是徽商。他们得益于纳粮折色制度（以银换盐引），不断壮大，形成新的地缘认同。书中写道：

“折色，意味着商人直接向盐运使支付银两，换取从盐场购买若干食盐的资格。这些银两被运到北京，然后其中一部分被拨给边境地区去购买粮食。纳粮制度与折色制度并存了一段时间，16世纪中叶甚至还有过将两淮和两浙盐业贸易恢复至以纳粮为主的尝试。然而15世纪晚期以后，淮盐商人逐渐分为三种类型：边商，通过为边境地区提供粮食或银两而获得盐业贸易资格；内商，独立于边商之外，向盐运使纳税以获得若干盐引，然后在盐场认购食盐；水商，将批量食盐运往广阔的两淮盐区以外。边商是经营粮食的‘沿边土著’，而内商则‘多徽歙及山陕之寓籍淮扬者’。至于水商，他们大多来自江西和湖南，熟悉中南地区的交通线路。从16世纪中叶起，边商开始退出直接的盐业贸易，主要向内商出售盐引。由此扬州与西北边境地区的联系变得微弱。”

但他们在扬州当地修建祠堂庙宇、主持公益事务、兴建园林和书院等行为，本质都是围绕盐务。康雍乾年间，扬州盐业达到巅峰，仅仅盐税一项便占当时全国税收的 1/4、世界经济总量的 1/13。

在扬州身上，可以看到古老帝国运行的奥秘。安东篱在书中写道：

“作为这幢史学大厦的一块基石，地方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关系在扬州身上得到了体现。当某个城市作为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例证而被征引时，它就注定会成为中国的微观化身。当何炳棣未能在18世纪的扬州发现同乡组织过剩的确凿证据时，他在无意中便指出了这一假设背后的难度。正如何炳棣指出的，同乡组织是一种商业活动——尤其是参与远距离贸易——的指数。如果扬州缺乏这种组织，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同乡组织作为代表，那么这座城市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帝制晚期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代表性例子？”

当然，扬州有着极其特殊的一面。中国古代城市的繁荣往往是政治性的，政治中心通过皇权和官僚的集中，以权力聚合财富，城市的繁荣并非建筑于工商业之上，而是通过消费实现。汉唐时期的长安如此，宋粉吹上天的开封同样如此。欧洲城市的繁荣源于真正的手工业和商业，而非依托于权力，这也是能够实现工业革命和形成市民阶层的关键。而在中国，这样的城市要到近代才真正诞生，比如上海。而近三十年来中国崛起的新兴城市，也证明了工商业的关键，比如深圳和东莞。

扬州算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例，它从未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所依托的是重要的河运地位。但它同样依赖政治，盐务源于盐政。也正因此，扬州商业的沉浮，本质是官商博弈，也是封闭与开放之争。左右扬州的，是盐的国家专卖制与商人个体市场行为间的拉锯。换言之，扬州的繁荣背后，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且，盐业的丰厚利润，也引发了腐败，官商之间的边界感愈发模糊。

同时，扬州因为依赖盐业，并无制造业基础。有知府认为：“凡在邻境，皆有女工。东属通州，织就鸡鸣之布。南连吴郡，绣成龙裘之衣。惟有扬州群与嘻嘻，毫无事事。” 薛福保记录中也提及：“江南男子力耕于外，女子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淮、扬之间，民耳不闻蚕桑之宜，目不睹纺织之勤。妇子终日遨嬉，仰一人而食。”当盐业衰落，城市也必然走向衰败。工业文明的出现，不但瓦解了徽商，也带走了扬州的繁荣。

说起扬州，不能不提“扬州十日”。从唐朝田神功的纵兵掳掠，到“扬州十日”，所关乎的不仅仅是城市财富，也关乎政治意义。

安东篱写道：

“关于清初几十年的历史，没有什么能比在明、清忠义范围内进行的狂热撰述更让人感到惊奇。虽然战争还在继续，江河还在横流，粮食供应依然还是个间题，但文人仍在奋笔疾书。就在扬州沦陷当月，官修明史的诏书便领布下来，这其实是宣布明朝灭亡的讣告。17世纪80年代明史修纂工作真正展开时，一些坚决拒绝服务于清朝的著名学者被吸收进来。记录历史——在这里就是有着深远的汉人传统的王朝历史——的渴望，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无法抗拒。一个难以回避的印象是，在这个阶段，汉人文士——遗民和公开服从清朝的臣民都一样——全神贯注于将自己描绘到历史图卷中去。他们通过文本、审美或伦理传统跨越了王朝之间的断裂带，将自己置于儒家学者的谱系当中。尽管王朝有兴废，这个谱系却被认为不会中断。同时，他们重新绘制了帝国的版图，这样，曾经是明朝的领地变成了清朝的疆土，富含明朝历史的地方也就获得了一种清朝的历史。”

具体到扬州，满清的到来让这座城市蒙难。但事实上，如果不是史可法曾力阻黄得功、刘杰两镇，扬州会在满人到来前就被血洗。相比民族主义，扬州人更在意的是天下是否太平。

太平天国运动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扬州被太平军占领后，虽然当地人表示顺从，但许多人仍然举家被杀。这座富庶城市成了太平天国最重要的财政输血来源，文汇阁《四库全书》也被焚毁。

但即使不发生这一切，扬州的衰落也不可避免。运河辉煌不再，外国入侵，新商贸口岸兴起，都让扬州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地位。这个传统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要意象，只能活在过去，中国也变得不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