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人聊天时，对一些人的评价非常高，如说李鸿章有“英雄气概”，李鸿裔“性格恬淡、为人质朴而雅致”。但得到“好人”评价的，则只有程桓生一人。那是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七日下午，当赵烈文问到程桓生的为人和表现时，曾国藩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好人，心地颇坦白。”

在曾国藩众多幕僚中，后来当了大官的不知有多少，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既是曾国藩门生，又早在咸丰三年（1853）就加入湘军集团的程桓生，到曾国藩去世前，却只做到按察使衔的代理两淮盐运使，虽跻身副省级行列，但使用程度明显不如其他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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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读《曾国藩全集》，偶然在一份批示里看到一句话，才猛然醒悟到：曾国藩没有重用程桓生，原因很可能就在“初政即偏于私昵”这句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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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书法手迹

批示是写给程桓生的，当时他被派去江西督销局主持工作。这是曾国藩第一次让他独立负责某项工作。“私昵”一语源自《尚书》：“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意思是：不要把官职授予自己亲近的人，唯一看重的是能力；爵位不要赐予德行不好的人，唯一看重的是贤德。说白了就是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

程桓生初次走上领导岗位，就大搞任人唯亲，私心如此严重，曾国藩以后对他的使用，自然十分慎重，因为私心重的人是不堪造就的。

“咱们死在一堆如何？”  

程桓生，字尚斋，祖籍安徽歙县槐塘，嘉庆二十四年（1819）生于扬州。程桓生不仅出身盐商世家，而且槐塘程氏及其后裔是清代江南四大盐商之一。

程桓生天资聪颖，6岁就能写诗，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次年朝考第一，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为阅卷大臣，程桓生由此成为曾氏弟子。

咸丰元年（1851），程桓生试用为广西桂平县知县。就在上年的十二月初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桂平金田村发动起义，此后一年半时间内，他们主要在广西境内同清军作战。

咸丰二年（1852）夏季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入湖南后，桂平形势依然严峻，主要是饥民闹事此起彼伏。程桓生虽然疲于奔命，但终因疏防失职而被参劾革职。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衡州筹建湘军水师，奏请广西代招水勇，由曾经担任过桂平知县和浔州知府的李孟群统带入湘。李孟群是人才济济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

曾国藩与丁未科进士的渊源本来就很深，李孟群到广西任职后，又积极镇压从湖南转战广西的李沅发起义军和围剿追堵太平军，因而更加受到曾国藩的器重和赏识。

由于程桓生与曾国藩和李孟群都有老关系，被革职后又无事可干，而在衡州练兵的曾国藩事事需要人手帮忙，朝廷却不安排人员，全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于是李孟群做了广西水勇统将后，就让程桓生综理营务，由此不仅李孟群成了湘军元老之一，而且程桓生也是曾国藩弟子中最早加入湘军集团的人。

程桓生加入湘军集团后，不仅很快被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原职，而且咸丰四年（1854）八月下旬湘军攻占武汉后，连续击败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战绩。经曾国藩多次保荐，到当年十一月，程桓生还获得了直隶州知州的候补官职。

程桓生能够咸鱼翻身，固然是曾国藩大力推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遇上了湘军节节胜利的好时机。不久，曾国藩即遭遇九江之败。此后几年，湘军在江西被打得七零八落，曾国藩也步入了精神上最痛苦、事业上连遭挫败和人生道路最为灰暗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之下，程桓生的境遇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咸丰十年（1860）湘军大本营搬到毗连皖、浙、赣三省的前哨阵地祁门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军事上屡遭困厄，已使曾国藩的情绪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和烦躁不安状态，而恼人的人事纠纷，又一波接一波地将他的精神推向崩溃边缘。在祁门期间，不仅忠心耿耿的幕僚李元度与他闹翻，得意门生李鸿章借口离去，而且最忠实的粉丝和最贴心的朋友冯卓怀，也不能体谅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和糟糕心情，一听批评即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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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无日不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的祁门大营，人心本来就不稳，李元度、李鸿章、冯卓怀等人的相继离去，更是加剧了湘军内部的恐慌气氛，不少人于是偷偷收拾行李放进船舱，做好随时逃命的准备。曾国藩见人心已散，不可强留，便心生一计，声言愿走者发给三个月薪水，危险过后仍可回来，他不介意。他这样一说，原来想走的人反倒不好意思再开口，只得提心吊胆留下来。

然而危难之中见人心。程桓生这个不显山不露水，只知道埋头做事的文职幕僚，却坚决留下来与曾国藩同生死、共患难。曾国藩好友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就真实记载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和曾国藩茕茕孑立的处境：由于“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危甚”，所以进入咸丰十一年（1861）以后，“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

程桓生不仅自始至终留在曾国藩身边，而且做好了随时牺牲生命的准备，有一次十分悲壮地对前来看望曾国藩的欧阳兆熊说：“咱们死在一堆如何？”

初政即偏于私昵  

渡过祁门难关后，程桓生跟随曾国藩先是迁到东流，而后移驻安庆，直到同治二年（1863）秋天被派往江西督销局主持工作。在此之前，曾国藩还保荐过程桓生两次，第一次由知府提升为道员，第二次赏给正四品封典。

江西督销局是曾国藩设在南昌的一个盐务管理机构，设总办一人，例由候补道员担任。盐官历代都是肥缺。曾国藩把程桓生放下去，掌管一省盐业销售，既有几分公义，也有几分私爱。公义是，程桓生从小受家庭耳濡目染，对盐业管理很熟，本人也小有能力，办事又牢靠，不用他用谁？私爱是，他毕竟是曾国藩的身边人，有好处容易得到。

要去一个部门主持全面工作，第一件事情是搭班子。可能是为了方便工作，也可能是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完全出于私心，总之程桓生带去的四个随员中，竟有三个歙县老乡。曾国藩一看他的组阁名单，就发现问题，于是在来文上挥笔批道：“前此浙盐运西之时，局中似友多而员少，且局员亦不尽由本部堂给札。……此禀随带四员，而同县占其三，皆因私情胶葛，不能摆脱。同人之道，于野则亨，于宗则吝，以其私狭也。”

曾国藩说的“浙盐运西”，是指咸丰五年（1855）淮盐浙运一事。以前淮盐都是直接水运到江西和湖南等地销售，长江航道中断后，只能奏请户部批准，先绕道浙江，再往西运到江西和湖南。当时负责此事的郭嵩焘、周腾虎等人，所带随员“友多而员少”，那是没办法，因而可以理解。如今可不同，湘军地盘和队伍都扩大了，可用之人遍地皆是，如果再搞任人唯亲那一套，就是假公济私、作风不正，当然不应该，要批评。

曾国藩因此批评说：你程桓生平易近人，办事干练，是一个能干事且能干成事的人。唯一担心的是你做事抹不开情面，常常顾了私情忘了公义。比如盐商到督销局联系工作、申领销售指标，你却常常暗中做好人，公开或半公开地给关系户提供便利。这样做已经明显不公，而你带去的四个随员，竟有三个歙县老乡，这不是私心太重又不知道避嫌是什么！《易经》说：“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吝。”意思是，平等对待和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遇事就会亨通顺畅，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安然度过；如果只局限于宗族之内相互交往和抱团取暖，必然使人心胸狭窄，目光短浅，行事也肯定艰难。冲破闭塞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广泛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

曾国藩接着又拿出自己的事例告诫程桓生：“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乡同县者极少。刘抚部院相从三年，仅保过教官一次。近岁则幕僚近习并无湘乡人员，岂戚族乡党中无一可用之才？亦不欲示人以私狭也。”意思是我居官多年，身边极少湘乡老乡。现在官居陕西巡抚的刘蓉，既是我的密友，早年又在我的幕府工作过三年，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但我也只保举过他一次，并且只是保举教官。此外，这些年我身边任用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湘乡人。难道是我的亲戚朋友和老乡同学中没有一个可用之才？当然不是。这样做，无非是不想让别人戳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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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桓生信札手迹

最后曾国藩又苦口婆心开导说：“该道（程桓生时为候补道员）初政即偏于私昵，将来徽商在江者颇多，恐纠缠不能自主。人非太上忘情，亦谁能尽免于私？特徇私而漫无裁制，则不可；徇私而认为分内之事，认为理直气壮之事，则更不可耳。”

曾国藩确实不是唱高调。他也承认，凡人都有私心，要完全大公无私，圣人都做不到。但如果徇私而漫无节制，甚至理直气壮，就大错特错，绝对不可以。所以曾国藩特别提醒和开导程桓生：你初次走上主要领导岗位，就大搞任人唯亲，以后在江西做盐业生意的安徽人越来越多，还怎么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

或许是针对自己的老秘书，所以曾国藩的批评虽然蛮严厉，话也说得很直接，但语气还是很亲切的，就像面对面谈心聊家常，既苦口婆心，又语重心长，既良药苦口，又很有人情味，不打一点官腔，抵触情绪再重的人，看过之后相信都会有所触动。

私心重的人不堪造就  

曾国藩的批示虽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问题，也充分讲明了道理，但对程桓生却没有提出希望，好像不指望他改正错误。这是为什么？

答案就在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的《致沅弟》信中：“尚斋之札（任命状）久发，渠（他）又禀带随员数人矣，万难更改。万与程之才亦互有短长，其无坚强之力，则彼此相同。江西开局并非甚繁难之事，所虑者，淮引不胜邻私，行销不旺，非尚斋所能为力耳。余有一告示稿，抄寄弟阅。此外则尚斋当可胜任。”

这封家书与批示写于同一时间，曾国藩也将批示内容抄给曾国荃看了。从信中的失望语气看，程桓生上任之前，曾国藩不仅有过诫勉谈话，而且当面指出过他的私心过重问题，但他就是不改！再说，程桓生到江西督销局主持工作，做的是官商，搞的是垄断经营，工作不难开展，至于打击走私，维护江西盐业市场秩序，不让邻省私盐侵占本地市场，则不是程桓生一个人所能办到的，上任时有什么必要带一帮狐朋狗友前往？

总之在曾国藩看来，程桓生这个人虽有他的长处，但也存在致命弱点，既私心过重，又缺乏坚定意志，要指望他改正错误，是难之又难的，既然如此，就不作公开指望了。

曾国藩信中写到的“万”叫万启琛，咸丰四年加入曾国藩幕府后，长期负责筹饷和盐务工作。万启琛和程桓生虽然各有优点和特长，但共同不足是公私不分，立场不坚定，工作容易被私情所左右。

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即采取补救措施，派人去江西协助程桓生工作，说得好听是加强江西督销局领导力量，说得不好听是“掺沙子”。

正因为程桓生的私心比较严重，所以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打下金陵（南京）后，一干人等加官晋爵，曾国藩虽也为程桓生申请了嘉奖，获得了副省级按察使加衔，后来又让他代理过两年时间的两淮盐运使，但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按察使衔一直是程桓生的最高职衔，而他的三个前任郭嵩焘、丁日昌和李宗羲，都是做了两淮盐运使不久后就分别重用为广东巡抚、江苏布政使和江宁布政使。

这一切都说明：曾国藩做事很有分寸，用人很讲原则，不会乱来。他可以在经济上给予程桓生丰厚回报，也可以在政治上帮他获得一定奖赏和荣誉，但就是不推荐他担任更高职务，更不会让他出任军政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