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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七年,公元1650的年12月，清朝最具影响力的摄政王多尔衮因狩猎坠马受伤，一个月后在河北滦平县附近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在顺治帝下诏给其最高身后哀荣的几个月后，多尔衮的身后命运急转直下，在正式宣布多尔衮的十四条罪状，取消一切封典，挖墓掘尸，至此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多尔衮彻底被全面否定。13岁的顺治帝表现强势，清算手段十分严酷。当时的意大利传教士生动记载了这一事情经过：“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多尔衮华丽的陵墓，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胸围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顺治帝对多尔衮的清算更多源于个人情感上对他的的憎恶。在成长的环境下，这个不大的孩子，目睹了种种多尔衮在他面前是如何耀武扬威的张扬。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时，就利用自己的权力追封他的生母为太皇太后，俨然是皇帝追封自己母亲一般，多年后，顺治对诸王大臣回忆这段往事曾愤恨地说：“那时的墨尔根王摄政，朕只是拱手做点祭祀的事，凡是国家的大事，朕都不能参与，也没有人向朕报告。”

不光如此，多尔衮利用权力诛杀构陷豪格致死又强占他的妻子，与顺治生母孝庄不清不白，这些都在豪格胞弟顺治心底埋下了巨大的仇恨种子。在逐渐掌握权力后，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既是重大事件也是人之常情的自然之事。

时光到了一百二十八年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亲自参与大清历来备受争议的重大案件档案的审阅工作。不仅对当年明朝将领投靠清朝进行重新定义评估编纂了《贰臣传》后，又着手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翻案”。这些案件涉及整个清朝位置最高的数位亲王。其中尤其以平凡多尔衮为最为重大一案。在当时乾隆给出为多尔衮平反主要两点原因：一是认为多尔衮不存在谋反：“夫睿王果有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随后又进一步说：“摄政幼年， 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就是说谋反肯定不存在，但是专擅肯定有，飞扬跋扈的膨胀情绪让诸王大臣没有安全感，但这些并不至于如此对待功劳巨大的多尔衮。

第二个原因认为多尔衮为清朝的贡献太大了，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就是认定多尔衮在开国这件事上，功劳第一，贡献最大。

第三个原因是乾隆同情多尔衮的遭遇，在长长的上谕中解释原因：“睦亲彰善，王政宜先；继绝昭屈，圣经所重。”以非常同情的语气说：“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最后乾隆以其超高情商给多尔衮案件定调。就是多尔衮案件当时的冤屈与顺治无关，是一群小人构陷所致：“当时我世祖（顺治），尚在冲龄，未尝亲政”，并信誓旦旦地说：“假如当时多尔衮真的敢于挑战世祖权威，对其进行惩罚，朕也不敢给他翻案”。最后明确指出“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

此后乾隆帝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将其配享太庙，至此，大清王朝最具传奇的案件最终在一百余年后被彻底翻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担心，避免日后再度惹起非议，在上谕中说：“为后世征信计，将从前关于此事之上谕，均不得载入国史。”于是将有关多尔衮的档案记载全部与进行销毁，直接造成了后世研究多尔衮案件的扑朔迷离。

不光如此，在持续翻动雍正时代案件后，尤其是康熙第八子、第九子、案后，，乾隆有必要对“三年无改”这一信条做出必要的舆论解释：“我皇考（雍正）晚年屡次和我谈论过去的这些案件，每次提到都非常遗憾，就是有意将这些事情留给我做。”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乾隆统治中后期，政治全面稳定，经济进一步繁荣，一心追求“十全盛世”的乾隆要对所有存在争议的事情进行全面重估计，对进一步稳定内部宗室团结，调节历史矛盾，全面收获美名的一个主要举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乾隆在这一年翻案最多，力度最大且成本极低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