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士大夫们总结晚唐五代的教训，认识到“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由此在宋太祖的一手推动下，开创了宋代最好的文官制度，由此也让文人学而优则仕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滋润的一个阶段。

北宋文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也即赵匡胤登基的头一年，时任京城巡检的禁军将领王彦升。在夜间巡逻时突然造访宰相王溥私第。王薄“惊悸而出”，小心询问来意。王彦升回答说，自己只是“此夕巡警困甚，聊就公一醉耳”。大半夜找酒喝当然只是借口，王彦升的真实意图，还是想“求货”，也就是讹些银钱。但王溥竟是历经两代四朝的元老重臣，假装没听懂王彦升的弦外之音，仅仅“置酒数行”，便将他打发走了，转头第二天就找赵匡胤告了状。赵匡胤一听，勃然大怒，将王彦升贬到了唐州(今河南磨县)作知州。

(资料图片)

宋太祖

太祖皇帝之所以大动肝火，是有深层原因的:宰相尚且不免被蛮横的武将惊吓，其他文臣的待遇，不问可知。为了彻底扭转这股野蛮风气，赵匡胤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臣的地位: 首先全面推行以文驭武，在中央以文臣出任执掌兵权的枢密使，并明令在京禁军将帅不得干预文臣职事; 在地方则以文士充当知州、知县、通判，执掌地方民政; 其次，给文臣极为优厚的待遇，俸禄充裕，升迁优先。此外，太祖还扩建了自后梁时期开始就备受冷落的国子监孔庙，并多次率群臣以大礼拜谒。武将出身的天子， 却对孔子奉行如此高规格的礼仪，这是再强烈不过的“文治”信号。建隆三年，太祖又在太庙中为后世子孙立下一个“太祖誓约”，誓约三事，其一就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对此，他的继承者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加以延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尊承，不敢逾越。”而这种优越性，终宋一代未有更改，以致宋人常不无自豪的说，本朝乃“官人世界”也。在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两宋310年，仅正奏名进士43000人之多，大大超过唐朝。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135位宰相，90%均是通过科举之路选拔出来的。

北宋科举

文臣地位这么高、待遇这么好，那要经过怎样的努力，才能成为其中一员？在宋代，最便捷也最可靠的通道只有一条: 参加科举考试。有学者做过统计，若以《宋史》中有无记为标准衡量，则北宋官员中，非官二代出身者占到了55. 12%，可见科举在宋代确起到了促进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作用。很多家境贫寒、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得以通过考试进入政治系统，以致时人有“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的说法。宋代科举昭示“公平”考选、竞争“择优”的理想机制。对此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

金榜题名，只是宦海第一步。最终成就如何，还要看出仕后的发展。而在宋代，作为中低层官员要想升迁，有一项法定程序是头等要事: 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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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勘是唐宋时期通过勘察官员政绩，任命和使用官员的一种考核方式。宋代的“磨勘”之法，以现任官职之“告身”(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上标明的日期为起点，文臣中的“京朝官”(包括在京在朝官员，和以京朝官头衔外放的官员)，每满三年考核一次(宋英宗时改为四年)，非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也称“选人”)五年一次，仁宗时更改为六年，武官则七年一次。具体程序是官员在某职务上做满了年限，再找齐五名举荐人，就可以上报吏部要求参加“铨选”，体制内部的领导选拔; 待批准后，官员便可从外地进京参加考核，待吏部审核资料、除授新官职之后，再朝见天子进奏述职“引对”，完成考核。

磨勘的结果对基层官员的前途至关重要，一旦因为失职、有“过犯”或者其他原因没能转任，就要再等一个任期。而“减磨勘”这样的奖励，又太难碰到，所以也不能指望。元丰年间，苏东坡与王安石晤谈时，就曾开过这么一句玩笑：“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虽有夸张，却把基层官员们苦等苦熬的境况形容尽了。宋代文官制度，实行多元化的选任方式。科举取士、学校考选、恩荫补官、吏员出职、杂色补官以及摄官转正等，都是进入仕途的路径。

北宋城市一角

京朝官和非京朝官，在磨勘年限上有两年的差距。这就导致当时的官员，大都盼望着能尽快转为京朝官，所谓的“循名责实”。但如此严格的考核制度，注定有很多人不能如愿。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的叔父苏叟，就是这样一名失意人: 苏叟出仕后长期担任县令一级的基层官员，为朝廷效力了足足十三年，政绩也不错。但倒霉的是，他为官期间所有与其关系较融洽、彼此较为了解的上级，都非死即黜，以至于一直没能凑齐五名推荐人，也就一直没能改官。好不容易到晚年终于入京参加了一次铨选, 却又因病体不支没有通过，最后竟在回家的途中郁郁而终，终一生都没有实现当上京朝官的目标。苏叟的坎坷经历，无疑是当时一个群体的缩影。 授官、提拔时都想做京朝官，那万一贬官又如何?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参知政事晏殊因谏阻太后服衮冕谒太庙被贬，出京知亳州，两年后又移知陈州。临行之际，州府官员置酒送行，席间官伎唱了一阕惜别之词，其中一句是“千里伤行客”。孰料余音未落，晏殊便满脸怒容，拂袖斥责道: “予平生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伤行客耶？”

晏殊之怒，是因为在宋代五百里和千里有着质的差别: 北宋中前期，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比起前朝后代都算得上温和，如果提出的政策主张被皇帝或同僚否决，只要“求去”，即离开中枢转为外任官员; 或“致仕” 即可，基本无刑罚之忧。一般被排斥的越严重，被放外任的地方就越偏远；相反如果官家或同僚回护，则会外放到离京城较近的州府。这种以距离帝都远近为刻度的“仕途晴雨表”唐时就已盛行，所以韩愈才会有“夕贬潮州路八千”的伤心之句。宋代由于政治风气温和，官员们待遇优厚，他们比唐人更纠结这个指标。而晏殊作为十四岁就以神童之才赐同进士出身、入朝为官的前宰执级别重臣，内心是很以自己一早成为京官大员为傲，作为皇帝看重的大臣，即便出镇地方，也是距京城不远的陈州，心中自然不愿与听上去就衰到家的“千里伤行客”挨上边了。

总之，不管是春风得意转官高升，还是时运不济落职外放，都是和中央关系越近越好。这一官场通则一直延续到南宋时，特别在高宗朝后期，由于秦桧经常提拔柔佞媚己者违规越级出任宰执级高官，使得意欲寻求机会获得秦桧赏识、进而坐上升官“火箭”的官员们，更加不愿意外任，以致有“我官人宁死，却是讳‘ 出去’二字”的笑料。总之，从理论上来讲，宋代官僚制度的运作流程，如同立体画面，一方面，官员们置身纵横交错的国家考察网络之下；另一方面，与考察网络交叉互动的，又有形形色色、四通八达的个人关系网络。前者调动着官僚体制下几乎全部的力量，组织浩繁，声势恢弘，却仍然难以确知官员“实绩”，难以确保政令畅通，但毋庸置疑的是，宋代科举制度，再一次以最大幅度的公正，让许多读书人有了用武之地，甚至许多人实现了“士大夫共天下”的治理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