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经济刺激政策概莫能外，都需要从这三驾马车着手。疫情过后，全球经济呈下滑的疲软态势，凡是想认认真真搞经济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焦头烂额地想办法。

(相关资料图)

出口的主动权不在自己，东西再好也得外国人买账才行；更何况现在全世界都没钱，贸易保护主义横行，想要让外国人买单难度不小。

投资分成两种，一是让老板们砸钱，可众人都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不佳，有多少人敢贸然投资？不如把钱放在资产里循环，玩“钱生钱”的游戏来得安稳。二是政府自己投资，这就至少得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债务风险，第二是通货膨胀风险。尺度分寸，很难拿捏。更何况，投资只是开始，消费才是终端。

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眼光投放到刺激消费上。毕竟国民不是赤贫，总有点积蓄吧；人们有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求，又生活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全靠自给自足，总得买点什么吧。也许有人会说，大家生活压力这么大，怎么敢开支有限的积蓄？这话自然没错。可主事者为了经济增长总要做些什么，“无为而治”提振不了信心、改变不了预期。当经济显示出有所好转甚至欣欣向荣的态势，当人们觉得自己未来能赚钱甚至能赚更多钱时，大家就更愿意拿钱出来消费。毕竟预期这个东西看起来虚无缥缈，却是现代经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之一。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距今约一千年前的宋朝。在中国古代的王朝中，宋朝素来以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著称。论商业兴旺，可与其相提并论者绝不多，似乎只有晚明可一争高下。据学者研究，宋朝的民间个人消费比强悍的大唐王朝有很大增长。除了经济自然发展，宋朝统治者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一是缩短宵禁时间，发展“夜经济”。相较唐朝城市严格实行宵禁政策，宋朝城市的夜间管理政策要柔和许多。以北宋开封为例，宵禁时间一般为三更至五更。所以我们经常在《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中读到商贩做生意做到三更关门，歇息一会儿，五更时又开门的记载。官员执行宵禁的尺度也比起前代有所放松。宋真宗朝以后，夜间巡视人已不再敲街鼓来警示众人，商家关门与否或全凭自觉。到了南宋中期，临安城的宵禁制度执更为松弛。大诗人陆游就提到当时的年轻人读到唐代诗文中说唐人敲街鼓搞宵禁时，多半已经不能理解了。在这样松弛的管理氛围下，宋朝城市开始出现繁荣的“夜市”，吃喝玩乐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在白天，虽然商家开门，但大多数民众毕竟也要上班工作，很少有消费的时间，到了晚上才能出门放松一番。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二是通过不同方式刺激特定商品消费。这里以酒和乳香两种商品举例，宋朝刺激二者消费的方式很有代表性。

酒在宋朝是官方专营的商品之一，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大量收入。官方专营不完全等于从生产到零售都由各级官府自己完成，宋人已经想到可以通过由商人出资竞标承包酒坊的方式“坐享其成”，可谓开历史之先河。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和商人齐心协力刺激酒类消费，以谋求利润和财政收入。例如开封的大饭店无不以自家酿制的独门美酒作为揽客的招牌。说起来，人们对于酒的抵抗力着实低下。现代人既知酒精是高度致癌物，却还是对饮酒乐此不疲。宋人也一样，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升斗小民在生活中都离不开酒，文人墨客饮酒创作、写诗颂酒者更是不计其数。当时的酒度数不高，谁都能来上几口而不耽误事，哪怕是景阳冈那号称“三碗不过冈”的名酒，度数也远远比不上动辄50度往上的蒸馏白酒。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我看未必。喝酒的宋人数不胜数，能留名者大多还是圣贤。

与酒不同，乳香则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据说原产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到了宋朝，乳香成为进口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一次贸易动辄几万斤颇为常见。中国人很追捧乳香的气味，只是宋代以前乳香的进口量十分有限，价格极高，绝非常人享受得起。宋朝对于海外贸易基本采取放任态度，以乳香贸易为代表的越洋生意如火如荼，进口量相比之前的朝代大幅上涨，朝廷甚至自己出售乳香。乳香的价格由此下跌了一些，平民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尽管乳香依然算不上便宜，在宋朝却多了些“薄利多销”的色彩。当时的医疗、宗教活动、日常习俗中都能看到乳香的身影。

乳香

三是推动经济向货币化转型，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点。宋朝既是中国古代发行铜钱数量最多的朝代，又是发明纸币的朝代，南宋纸币发行量也极为庞大。官方大量发行货币，冲击了原有的经济秩序，社会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到这场“货币风暴”中。在官方超经济的强制力和铜钱、纸币铺天盖地的数量影响下，粮食、布帛这些由农民自己生产，且作为流通工具的古老实物逐渐被挤出流通领域，人们不得不将产品变转为货币，再购买其他商品或缴纳赋税，这就大大刺激了市场交换。也就是说，某些刺激消费的结果并不是由消费政策直接带来，而是由更为宏观、更为“顶层”的经济设计造成的。

南宋李嵩《货郎图》

在多种政策的影响下，宋朝呈现出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面貌。宋人对于国家财政收支的窘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却也认为本国的经济有着历代所不及的过人之处，具有向好的态势。无怪乎有人认为北宋灭亡是“偶然”，是“突然死亡”，宋徽宗统治时期反而是北宋国力的顶点。宋人对于经济的自信，从写北宋开封的《东京梦华录》、写南宋临安的《梦粱录》等著作可见一斑。

但是，当蒙古铁骑的马蹄声日渐清晰，南宋朝廷日益疯狂地发行纸币来弥补军事压力带来的财政空洞时，人们对于南宋经济的信心消失了。纸币越来越不值钱，农产品价格越来越高，从大臣到百姓都说农产品不够。只是农产品不足的现象究竟有什么造成，是产量下降，还是根本就没有拿出来卖呢？史料没有明说，元朝人也没必要替宋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