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近期最流行的话。相比三十年前的“下海潮”和“打破铁饭碗”，如今人们又将拥抱“铁饭碗”视为就业首选。

于是，公务员报考再创历史新高，国企愈发抢手，各种名牌大学博士争一个中学教师岗位的例子也不罕见。有一家深圳中学的教师岗位招聘公示显示，17名被聘教师中只有1人为硕士学历，其他都是博士，而且还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世界顶级院校的博士。当然，据说现在很多拥有教师编制的博士后悔了，因为降薪。

其实，体制内职业一直存在着“稳定性、相对收入水平高、相对缺乏前景”的特征，大多数体制内人员终其一生都不会有岗位上的较大变化，晋升只是少数人的事。如果大环境允许，那么许多人还是会选择另一种出路。比如1992年的春天，就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成为创业领域著名的“92派”。

(资料图)

但是近年来，经济压力让许多人发现了“编制”的靠谱。202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9.8万元，私营单位的则是5.7万元，编制内几乎是编制外的2倍。而且，编制内的旱涝保收也显得更安全。

所以有个段子：如今的家长眼中，工作好坏的排名依次是“公务员、老师、其他事业编制、国企，排名最后的是不务正业”。

许多人因为体制内工作的吃香，总是将这种观念套用于全世界。前些年某相亲节目火爆，经常搞海外专场。记得有一次北美专场，有一位男性征婚者自称在政府机关工作，微博上还有不少人留言说“这个条件好，真厉害，在发达国家当公务员”。

但实际上可未必是这么回事。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务员都不一定是铁饭碗，而且分为各种不同类型。以德国为例，它的公务员倒是终身受聘，类似铁饭碗，福利保障也不错，但分为不同类型，有初级公务员、中下级公务员和中高级公务员几种。初中毕业生可以报考初级公务员，高中毕业生有资格报考中下级公务员，中高级公务员则需要大学学历。三者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承担的工作和晋升渠道也不同。更重要的是，出于社会公平，公务员岗位会对弱势群体给予很大的倾斜。

比如一些技术含量不算高的窗口型岗位，就会提供给残疾人。德国有一整套残疾人培训体系，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各种适用专业，培训合格后由政府介绍工作。因为强调技术培训，所以残疾人大多会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如电脑技术、机械制造、印刷和缝纫等，享受技术工人的高收入。只有那些无法通过技术培训的残障人士，才会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作，如收银员和一些政府单位的窗口工作等。

所以，类似985高校博士考街道办或是在机关窗口“锻炼”的情况，在德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些岗位基本属于低学历人群，或是行动受限的残疾人，一方面有照顾性质，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工作岗位技术含量本来就很低，不需要高学历就可胜任。

真正热门的工作，还是律师、医生和工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技术工人也很吃香。德国技术工人的收入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社会地位也高——当然，前提是“技术”二字，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人，收入当然会差一截。

那么，前东欧国家呢？它们的年轻人是否热衷考编制？

发展好的前东欧国家，“国家工”都不是铁饭碗

在冷战时期，前东欧国家的体制内人员形成了规模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物资紧缺时，民众只能排几个小时长队购买面包等必需品，但体制内人员则可以享受各种“单位福利”。前东德民众要想购买一辆性能极差的特拉比轿车，需要排队十几年，等到柏林墙倒塌了还没排到，但体制内人员则可以通过托关系、走后门的方式实现插队。

东欧剧变后，各国体制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府机构整体变化不大，人员调整也并不是太大。变化较大的是国企，从“国家养着”到自负盈亏，使得许多国企破产。各国在经济上采取的种种措施，也让许多国企成为历史，因此也形成了一批旧体制的怀念者——“我们原先吃着大锅饭，啥都不干也能拿收入，现在真比以前差远了”，是许多习惯好吃懒做者的心态。

因为政府机构人员变化不大，所以之前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缺乏服务意识等问题也依然存在。但加入欧盟是一个契机，在欧盟的准入条件中，政府运转的良性程度和廉洁度都是重要标准，这也催生了前东欧多国的《公务员法》。

在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加入欧盟之前，都针对公务员体系作出了各种调整。

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公务员人数的缩减。以捷克为例，这个国家的体制内人员大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行政机构人员，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涵盖政府行政机关、警察、消防、海关、法院和检察院等部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务员；另一部分是国家预算拨款人员，包括公立学校教师、公立医院医生和国家科研人员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事业单位人员。

这些岗位的人数并不算多，尤其是公务员的人数，一直处于缩减状态。2010年，在捷克的40万国家工作人员中，公务员为17万人，公立学校教师和公立医院医生占比更高。也是在那一年，捷克预算缩减1.8万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就有1.7万为公务员。如今，捷克公务员人数仍在持续缩减中。

捷克公务员不是铁饭碗，还是“合同工”。在东欧剧变后，捷克政府一度更替频繁，每个政党上台都会换一拨人，一度使得政府部门工作无法正常运转。后来捷克效仿其他国家，规定除一定级别的官员之外，基层公务员不得随政府的更迭而随意更换。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也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捷克公务员的招聘流程不太一样。一个人想当公务员，首先要参加考试，录取后要通过一年的专业培训，继而考取公务员证，而且公务员证存在有效期。拿到公务员证之后，才能再去报考和竞争具体工作岗位。

捷克公务员的收入在捷克属于中等，好处也是相对稳定。至于福利，公务员和其他国民都一样，没有什么多出来的福利，冷战时期的特权早已不复存在。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三国也是如此。东欧剧变后，它们有着相同的发展轨迹：公务员人数越来越少，政府机构越来越精简，公务员福利越来越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民众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在前东欧国家中，捷克和爱沙尼亚最早被世界银行确认为发达国家，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紧随其后，波兰和匈牙利则位列准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私有化都非常彻底，所谓的“编制”基本无从谈起。比如早在1997年，捷克私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高达80%。

反面教材当属俄罗斯，经过一次次所谓的“改革”，目前俄罗斯的体制内官员人数一再膨胀，已经达到170万人。换言之，每85个俄罗斯人要养一个官员。如果算上体制内总体人数，数字更惊人。

与苏联一样，如今的俄罗斯公务员在工资和福利层面远远高于普通民众。但与此同时，公务员人数的庞大，并没有带来国家治理质量的提升，甚至排名靠后。

早在2011年，俄罗斯的民调就显示公务员排名热门职业排行榜首位，有42%的民众认为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16%。

有俄罗斯学者曾经说过，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在后一种模式中，“体制内”会被视为最靠谱的职业，因为政府是最大的雇主，甚至是唯一的雇主。但这样的模式，显然并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