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关于曹操的记忆是被撕扯着继承下来的，无数传奇伴随着无数传说，甚至连曹操死后都有“七十二疑冢”的传说留世。历史与想象相互交织，极大地影响了今人的集体记忆。近日一则“曹操高陵有重大发现”的新闻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但更多的人在意的或许并不是曹操高陵到底有何发现，而是曹操墓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座墓并不是疑冢之一呢？其实这些疑惑在十余年前就曾有人提出过，随着历史的演进，曹操墓的真相也日益浮出水面。

一、曹操墓的横空出世与质疑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一代枭雄曹操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早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就曾发布遗令，称要“规西门豹祠原上为寿陵”，大概一年半后曹操逝世，史书上也明确记载曹操葬于高陵，即之前所提及的寿陵。

(资料图片)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墓的位置是确定的，但却随着世事轮回而成为一个谜。2006年，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西高穴村的一座古墓被发现，三年后，河南省相关考古机构对外宣布推定这座墓即曹操之墓。此番消息的宣布犹如冷水进油锅，从学界到坊间都掀起了一阵讨论“曹操墓真假”的热潮，不少专家学者和普通大众都对所谓的曹操墓持怀疑态度。

曹操高陵俯瞰图

2010年在苏州召开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就有学者基于部分证据公开提出曹操墓乃是伪造的。普通大众对于曹操墓的怀疑则更加浓厚，腾讯网做过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在被调查的人群中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相信这座墓是曹操之墓，并且不少人怀疑这座墓只不过是河南当地伪造出来增强知名度和带动经济发展的。

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并非空穴来风，在普通大众的记忆中，曹操“七十二疑冢”的故事是根深蒂固的，这个故事大概是说曹操为了防止自己的墓穴遭人挖掘，遂设置了七十二个疑冢用来混淆视听，而真正的曹操墓的下落则是谜团。但经过历史学家的考证，所谓的曹操墓七十二疑冢只不过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传说。南宋文人范成大《揽辔录》就有记载说：“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在北宋之前，曹操墓的位置是比较确定的。前已提及关于曹操墓的位置《三国志》中是有明确记载的，而在曹操死后，《三国志》中就有不少关于祭祀曹操高陵的记载。唐太宗亲征高丽时，还曾亲祭过曹操高陵，并作《魏太祖祭文》，宋太祖时也曾为曹操高陵设置过“守陵户”。到了元明清时期，在众多小说笔记的传播影响下，曹操墓的确切位置才日益成谜。例如《聊斋志异》就有一篇小说《曹操冢》，所描述的就是曹操之墓乃是在许昌城外的河流底下。

曹操高陵的挖掘现场

专家学者们对于曹操高陵的质疑更加专业一些，所质疑的方面涉及墓葬规制、地理位置等等，而最关键的质疑在于，用于给曹操墓定性的关键证据——刻着“魏武王”三个字的一块石牌，它的来源、用语和文字形式都令人感到怀疑。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二、曹操墓的身份鉴定

关于曹操墓的身份鉴定，考古界在巨大争议面前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最终使得这场真假风波暂时平息了下去。

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等，考古人员率先确定了墓葬所属年代。安阳西高穴大墓（即曹操墓）坐西朝东，分南、北二墓，南墓为主墓，较为符合汉代的墓葬规制。将西高穴大墓和已被确认了的曹休墓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墓道、墓室形制与结构方面大致相仿，并且前者的规格比后者还要高。西高穴大墓尽管多次被盗，但仍然出土了不少文物，其中就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和钱币等等，根据这些文物，考古人员基本判断这座大墓乃是东汉末期贵族的墓穴。这就为判定是曹操墓解决了时间前提。

曹操高陵内部照片

其次，曹操曾经在建安二十三年发布过遗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因高为基”即是依据自然地形修筑，“不封不树”就是既不修筑高高的坟堆也不植树，从外表上来看几乎看不出这是陵墓。曹操还曾留下遗言“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也就是实行薄葬。现发现的西高穴大墓完全符合以上三个条件。而部分人以西高穴大墓相对简陋为由否定该墓即曹操之墓，但是汉代虽然一度流行厚葬之风，但有见识的领导人要求身后事“一切从简”也不罕见，汉文帝就实行薄葬，曹丕亦是曾留下遗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因此，墓葬简陋非但不是否定这是曹操墓的理由，还是确定曹操墓的极大佐证。

曹操遗令中的“西门豹祠西原上”也是文献与考古发现相印证的关键线索，西门豹是战国时人，曾担任过魏国邺令，漳河流经邺地，西门豹任职期间引漳河水灌溉土地，造福百姓而被时人所铭记，后人为其修建的祠堂和庙宇都应该在漳河之畔。邺地虽然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但仍有遗迹尚存，邺地的地域也基本在如今的三台村周围，三台村距离西高穴大墓仅仅十余里，在方位上极其符合。

在墓葬的方位问题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一方墓志铭《鲁潜墓铭》也可以为旁证。这方墓志铭上清楚记载了鲁潜墓在魏武帝的西北角西行三十二步，可知该墓就在曹操墓的附近，而鲁潜墓的出土地就在西高穴村的西北处，它所记载的曹操墓方位与现在的西高穴大墓不谋而合。

曹操高陵位置地理图

最后，给西高穴大墓定性的关键证据还是从墓中出土的众多石牌，石牌上的刻铭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等，而魏武王是曹操死前得到的最高封号，这些石牌的出土就宣告了墓主人乃是曹操。

但是，质疑也接踵而来。有一块石牌因为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的，因此有人怀疑这些石牌的真实性，但事实上除了这块石牌，墓葬中还出土过不少类似这样的石牌，而且考古表明并非是外来者带入墓穴的。还有质疑说，这些石牌是不是曹操赏给某人，而被某人作为陪葬品带入墓穴中的呢？专家学者基于经验认为，若是曹操赏赐规格如此高的东西给臣子，史书上不可能毫无记载，因此“赠与说”也基本被否定。此外，还有人认为石牌刻铭上的文字用法并不符合当时的习惯，但事实上这些文字用法在同时代的诗词文集中也都能找到旁证。再对墓中骨骼的年龄进行测定后也发现，墓主的死亡年龄在六十岁左右，曹操死于六十六岁，时间极其吻合。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

在严密的考古发掘和逻辑论证之下，关于西高穴村大墓即是曹操高陵的证据链也日益完备，该说也就延续至今，尽管十几年过去了，依然有人怀疑曹操高陵的真实性，但是拿不出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三、曹操的形象嬗变

此次曹操高陵的挖掘有重大发现。据媒体报道，此次在曹操高陵西部约2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南北向长沟遗迹和一片废弃建筑遗迹，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考古人员推定这里是宋元时期的建筑遗迹，很有可能便是宋太祖赵匡胤在此处设置的守陵户遗迹。

曹操高陵及宋元时期遗存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包括骰子、围棋和陶球在内的大量的娱乐物品，这反映出北宋为金所灭之后，这里很有可能又变成了金人的公共娱乐场所。

宋元时期遗存发掘区出土的娱乐用具

有趣之处在于，宋太祖为曹操高陵设置守陵户以及北宋之后曹操高陵位置成谜，事实上都牵涉到曹操的形象嬗变。曹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是白脸的曹操奸诈无比，但在历史上曹操的形象并非一直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曹操的评价甚高，撰写《三国志》的陈寿，在《武帝纪》中对曹操极尽夸赞：“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但考虑到晋承魏统，陈寿对于曹操的赞誉似乎也不足为怪。

八王之乱、衣冠南渡之后，中原纷扰，天下四分五裂，胸怀壮志者皆欲效仿曹操横刀立马，成不朽功业，因此彼时对于曹操的形象也趋于正面，如匈奴人刘渊就说：“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东晋王导也直言：“昔魏武，达政之主也。”但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南朝时人裴松之用于注释《三国志·武帝纪》的书籍很丰富，有心人或许就会发现，在裴所引用的这些书籍中曹操形象不一，甚至互相抵牾，这就暗示了曹操的形象在彼时已经开始复杂化。

隋唐时期，曹操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居于主流地位，前已提及，唐太宗曾亲自祭祀曹操高陵，并赞扬“（曹操）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但曹操的恶迹也无从所隐，被唐代诗人骂了个遍，曹操的形象日益褒贬不一，如元稹就说曹操是乱臣贼子：“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

英雄惺惺相惜

宋初继承唐制，对曹操的形象并无过多反动，但宋中后期以后，曹操的形象发生了巨大转变。两宋时候，理学所建立起来的等级观念不可僭越，曹操不忠之事实在难以为宋代理学家所容。也有人认为，南宋偏安一隅，对历史的蜀、吴更有同理心和好感，对强盛的曹魏则极度仇视。北宋司马光虽然能基于史事对曹操作公允评价，但依然痛斥其乱臣贼子的行为，南宋朱熹则不惜篡改历史都要将曹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并讥讽曹操：“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这或许可以为曹操墓位置在北宋后日益成谜的原因提供一个注脚，毕竟谁又会在乎一个乱臣贼子的坟墓呢！

元明清时期，国家一统，君主专制日益加强，自然对所谓“乱世枭雄”提不上兴趣，在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因要收录北宋古文家穆修的《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乾隆皇帝看后认为此文助纣为虐，违背明教，盛怒之下将此文剔除。而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将曹操的形象彻底妖魔化，小说对于底层人民的影响巨大，因此曹操奸诈的形象遂日益深入人心了。

文史君说

在中国历史上，能让全民掀起大讨论的历史人物或许并不多。曹操墓所引起的全民大讨论，反映出历史与想象的交织是如何影响记忆传承的。想象的部分并非全无益处，它使得历史的部分更加迷人。熟悉历史的人或许会有所感慨，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实属不易，曹操的形象在历史演进中撕扯着进行嬗变，但是曹操墓就在那里，任由人们在心中书写一方关于曹操的有字碑。

参考文献

李凭：《鉴定曹操高陵的各项证据》，《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

陈长琦：《曹操高陵早期被盗问题考略》，《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刘庆祝：《曹操高陵的考古确认与释疑》，《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牛晓旭、孙军凯：《一桩历史公案——对曹操妖魔化形象的思考》，《安远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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