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风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931年5月，夏季提前来到南京，蒋氏夫妇到庐山太乙峰别墅避暑。

6月22日，蒋氏收到来自南京的两封电报，第一封是石友山在河北宣布反蒋，蒋氏看了之后气愤地说：“石友三这个叛徒，让敌匪混入其军中作梗，被赤化了，太可恨了！”

向忠发

第二封电报让蒋氏的心情瞬间好转。这封电报说，已抓获红色阵营的负责人向忠发，请示处理意见。蒋氏深思熟虑之后，拿起毛笔，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大字“就地处决”，电报迅速发往上海。

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秘书又送来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向忠发已经招供了。看到这个消息，蒋氏激动不已，他拿着电报，向在场的高官大声说：“击破他们指日可待！他们的顾顺章、向忠发都已经向我归顺，还剩一个周公，估计也在劫难逃。接下来剿灭朱、毛也有很大的希望。诸位都辛苦了，我们齐心协力，逐个击破！”

“真是大好事，好消息！”在场的官员随声附和。蒋氏走到桌前，在这封电报上写下“暂缓处决”几个字，命秘书速发往上海。

一夜之后，沉浸在喜悦之中的蒋氏接到电话，脸色大变。在场的将领一个个面面相觑，猜到情况有变，但谁也不敢先说话。蒋氏挂了电话，气得脸发青，他控制了一下情绪，才严肃地说道：“昨天发出的第二封电报，竟然在24小时后才收到，向忠发已经被枪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向忠发幼年时家境贫寒，长大之后到汉阳兵工厂打工挣钱。当工人运动兴起时，向忠发积极参加工人活动，后来加入组织，并带头发起工人运动。1925年，他进入中委。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相对集中在湖北。向忠发是湖北总工会的委员长，成为组织革命活动的重要人物。

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向忠发接替陈独秀，成为负责人。然而，面对复杂严峻的革命形势，向忠发处理问题不到位，能力受到质疑。莫斯科方面看出了向忠发的不中用，于是转向扶持王明。这时，王明等人排挤向忠发，向忠发的地位被边缘化，相当于只是挂名。他曾经打拼的劲头逐渐减弱，转向注重个人享受。

向忠发随意使用组织的活动经费，经常利用工作的机会奢侈享乐。他扮成古董商人，经常出入上海的高级场所，沉迷于吃喝玩乐。有一次，他看中了一个叫杨秀贞的舞女，便经常花钱租住在上海的洋房中相会，后来他花费8000多块大洋的组织经费，娶了杨秀贞做姨太太。

1931年4月，原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导致许多同志被捕。上海地下组织随即紧张地转移，根据组织安排，向忠发与周公夫妇住在一起。向忠发向组织提出要求，要保护他的小老婆杨秀贞。于是，组织安排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与杨秀贞转移到一家旅馆中。

6月，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组织决定下一步将向忠发转移到苏区。周公和王明反复叮嘱向忠发：“现在外面很危险，你一定不能出去。”向忠发点头。但没想到，当天夜里等周公等人回到房间以后，向忠发立刻跑了出去。周公听到大门的响动，赶紧出来，看到向忠发已经跑出去了，便急忙追上去拦住他。

向忠发说：“我去杨秀贞那里住一夜就回。”周公劝阻不住，向忠发很快跑掉了。

向忠发到杨秀贞那里住了一晚出来后，马上被人告密抓获了。原来，杨秀贞住的旅馆附近有一个租车行，向忠发以前常在这里租车，许多人都认识他。向忠发不顾大局、贪恋女色，被抓获是难免的事。

向忠发被捕的第二天，周公刚搬到小沙渡路。康生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急匆匆地赶来对周公说:“向忠发在法租界静安寺路车行租车时被捕了。”

周公气愤地说：“这个向忠发一意孤行，到底还是出事了。”

紧接着，周公让邓颖超通知向忠发所了解的机关尽快转移，同时筹划如何营救向忠发，但不能确定向忠发是否叛变。

周公想到，向忠发有自己原来临时住所房间的钥匙，就让康生布置人在远处监视这间房子。到了半夜，几个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房子跟前。

周公这才确信向忠发已经叛变，于是将营救的同志撤了回来。6月22日向忠发被捕，6月24日就被枪决了。向忠发既然叛变了，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被杀了？这一直是一个谜。

根据蒋军方面的记载，向忠发被捕后叛变，次日就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报告给正在庐山的蒋氏。在前期的审问中，向忠发供出了一些情报，但并没有交代自己掌握的更多秘密。

向忠发第一时间供出了陈琮英，导致陈琮英被捕。陈琮英写的《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中说：“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他当着敌人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都知道了。”

然后，向忠发交代了周公等人的地址，但只说了大致的地方，并没有说具体的位置。过了一阵后，特务带向忠发到现场指认。随后，向忠发供出戈登路1141号（今江宁路)机要秘书处，张继恩、张月霞夫妇在此被捕。

作家叶永烈在纪实文学《出没风波里》中，记录了对张继恩的采访。张继恩珍藏着当年蒋军调查科1933年12月编印的内部教材《转变》，收录了向忠发的履历自述和《向忠发的自供》。从这些材料来看，向忠发叛变是事实，但是向忠发并没有向敌人指认他们的地下组织成员身份。

后来，陈琮英、张月霞因为身份没有被泄露，都被保释出来。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刑五年。关向应于1931年4月被捕，6月时仍在狱中，被捕的向忠发没有供出关向应的身份，关向应在狱中待了半年后被营救出来。

顾顺章叛变，供出了武汉全部地下机关。向忠发虽然是组织一号人物，但交代的情报有限，并且供出的情报价值太小。也许蒋氏考虑到留他没什么用，还担心被营救出去，所以决定杀了他，以期能在舆论上起到震慑的作用。所以蒋氏回复第一封电报，下令将向忠发枪决。

熊式辉

那么，蒋氏的第二封电报发出以后，为何没有起到“枪下留人”的作用，终安那么快就处决了向忠发？

研究秘密战线的历史专家尹琪在《潘汉年传》中写道，当熊式辉派人审问时，向忠发作了自首的叛变供词，但熊世辉认为向忠发交代的并没有多少用处，可能向忠发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大特务徐恩曾回忆说，得知向忠发被抓后，蒋氏第一时间回电文是立即处死，随后向忠发归顺的事再上报蒋氏，又发电文暂缓枪决。执行电报时，由于信息时差，收到第一封电报后，停止了审讯工作，按照蒋氏的命令将向忠发处死，但没想到处死后又等到了新命令，所以只能将错就错。

黄慕兰

红色特工黄慕兰在被捕后，了解到审讯向忠发的情况，她在回忆中说，向忠发被捕后用了电刑。他没有扛住，招供了。电刑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还有一种可能，向忠发是在审讯时死亡的。

因此，向忠发叛变是有铁定的事实依据，为何那么快被处死，至今仍存在疑点。真相随着对此事一直缄默的熊式辉埋入地下。唯一幸运的是，向忠发虽然负担领导工作，但不涉及具体事务，所以他被捕叛变的影响比顾顺章小的多，组织的遭受破坏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