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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一幅欣欣向荣的盛世图像背后，究竟潜藏着何种危机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危机呢？有道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盛世的道理都是一样，盛衰转化的隐忧各有各的不同。就唐玄宗时代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制度创新不足引起的失序问题，具体地讲，就是土地兼并之后引发的逃户问题、兵役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由此引发的内外军事失衡问题，更直接酿成了大祸。

所谓“逃户”问题，是指唐代自武则天时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农民离开原住地，到新的地区去谋生。他们脱离了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又不在新居住地落籍，从而造成人口迁徙的失控状态。

唐朝国家实行严格的户口政策，规定户口不能随便异地移动。实行这个政策的目的主要从便于管理和征发赋役考虑。但是，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在挑战这个刻板的户口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唐朝建国初期，贞观年间的全国户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到了玄宗开元年间，账面数字就是七百多万户，天宝末更达到了将近九百多万户，也就是说翻了两倍，若按照实际人口一千三四百万户计算，则增长幅度更大，怎么可能按照老的办法去管理呢？

另外一方面，许多农民离开狭窄的故乡，到了新的地区开垦了新的土地，定居下来，建立了新的家园，你不承认这些新移民，政府就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若用强制的办法，把他们赶回到老家去，不仅无法完全做到，而且会引起社会动荡。于是，唐玄宗采取宇文融的建议——“括户”，开始整顿流动人口。

开元九年（721）正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宇文融奉命到地方上去清查户口，前后共物色了二十九个判官（相当于各稽查分队负责人），检查“籍外剩田”以及色役伪滥的情况。以后又多次出使，仅开元十二年六月这一次就捡括到客户八十万户（一谓百万），相当于当时全国官方统计户口七百零七万户的11%—14%，简括出的隐漏不报的土地亦大体与此相当。

所有被检括出的逃户享受免征六年租税的优惠待遇，仅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这个税额相对比较轻，受到老百姓欢迎，玄宗自己说“老幼欣悦，唯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王命”。王夫之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利国利民之举。

但是，这个做法其实也有问题，那就是新捡括出的土地人口，政府还是按照均田制的办法来加以管理。二十五年，唐玄宗甚至颁布了迄今最详尽的均田法令，严格限制地产的转移，但是，“虽有此制，豪强兼并，无复畔限，有逾于汉成、哀之间”。满足于形式上的完备，罔顾现实中的社会变迁，不能在制度的创新中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唐玄宗的悲剧，虽然开元之治表面很亮丽，而危机却潜伏了下来。

再说，人口管理政策的变动，势必对兵役制度也要产生重要影响，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唐朝自太宗以来，实行府兵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耕战相间，兵农合一的基础上的兵役制度。当农民稳定地占有一块耕地，当大规模统一战争结束后不需要长年征战，实行府兵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不仅国家节省了大量养兵费用，农民免除常年征战之苦，也解决了军阀拥兵自重的问题。可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殖和迁徙以及地产的频繁转移，使老百姓无法固守丘园的时候，当边疆战争频仍需要长期镇守的武装力量之时，这个制度就不合时宜了。

改变首先从中央卫戍部队开始。开元十二年（724），张说建议招募长从宿卫的兵士，叫做彍骑，大约募集了十几万人。开元二十五年（737），边军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配置了长征健儿名额，号召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分配其土地屋宅，以使其安心在边疆服役。这一规定最适合那些不习惯于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等胡人。

于是，天宝年间，在沿边设置的八大军区（节度使）中，驻屯了四十九万军队，其中多数统帅由胡族首领担任。尤其是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在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三镇的节度使，拥兵二十万，成为唐朝立国以来最有实力的军将。大家想想看，常年卫戍京师的军队只有八万人，而边疆统帅手中的军队却有四十九万，是朝廷直接掌控军队的六倍。在帝国体制之下，均势的失衡，外重内轻局面的出现，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致命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