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图2

图3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图4

图5

图6

图7

[图7]簋器形

[图7]簋铭文拓本

伯[图1]鼎器形

伯[图1]鼎铭文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笔谈】

编者按

金文又称青铜器铭文，是指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周金文内容丰富，反映了商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场景，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先秦语言与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近年来，伴随商周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许多重要的金文出土，极大地促进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本期《语言文字》即将金文与传世文献及考古材料相结合，探索西周时代的国家治理与文化奥秘，亦借以说明金文的珍贵学术价值。

在《诗·大雅·常武》中，“如飞如翰，如江如汉”被用来形容西周王朝军队征服南国之勇武。西周时周人所言之“南国”位于王朝领土“南土”之南，大致包括今江苏、安徽境内之淮河流域，今河南境内淮水以南区域，南阳盆地以南与今湖北北部之汉淮平原。终西周一世，对“南国”区域的经营，一直是西周王朝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行为，但传世典籍中有关记载极为稀缺。我们依赖金文并结合考古资料才对这段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周人早在克商以前即开始经营江汉流域。《毛诗·召南·甘棠》序中讲到召公教化于南国的事迹。西周王朝建立之初，渐将汉东与淮水以北大部分区域控制为“南土”，并在边域上设“侯”。“侯”是西周王朝外服军事职官，有防卫疆域与开疆拓土的职能。大保玉戈铭文记载了王命令大保（即召公）去省视南国。召公循汉水东行代表王慰问南方的邦君诸侯，宣示王朝对“南土”的统治权。西周早期偏早的伯[图1]鼎铭文曰：“惟公省徂南国，至于汉，厥至于㝬。”这里的“㝬”即河南漯河近淮水的胡，王朝在此封有㝬侯。由南土侯国的位置即可以看出，当时西周王朝“南土”的边域所在，自西南向东北，较重要的有厉侯（湖北随州厉山）、曾侯（随州叶家山一带）、噩侯（随州羊子山一带）、应侯（河南平顶山）、㝬侯（河南漯河）、蔡侯（河南上蔡）、滕侯（山东滕州）、薛侯（同上）。由以上侯国所在位置连起的南土边域线至西周晚期亦基本上没有较大幅度南伸，主要原因当是淮夷的兴起对周人南下的钳制。

2018年，随州枣树林第190号墓出土春秋中期偏早的曾公[图2]镈铭文曰：“王客我于康宫。呼【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质应京社，屏于汉东，【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至于繁汤。”皇祖是曾公的先祖，是西周初辅佐文王、武王完成克商大业的南宫适之子或孙辈，“我”在铭文中泛指南宫氏家族。由此文可知，昭王曾命令南宫氏建邦国于南土，其位置要能护卫蔡国与应国，成为拱卫汉东之屏障，并打通前往南方广阔疆土的通道，要能够向东涉水（汝水）去征伐淮夷，一直抵达繁汤（今安徽临泉）。要满足上述条件的地理位置只能在淮水上游以北，桐柏山脉北端以东。西周王朝应是自此时起，始将南国之淮夷视为重点。并将控制繁阳作为征伐淮夷的一个战略目标。传世曾伯[图3]簠为汉东曾国器，簠铭中曾伯诩其武功，言能驱除淮夷而安治繁阳，从而占有铜、锡运输之道的“金道锡行”。曾公[图2]镈铭文中所云昭王命南宫氏“涉征淮夷”也应是为了控制繁阳，打通王朝获取铜锡的通道。

但继续读上举曾公镈铭可知，昭王在命令南宫氏执行防御与征伐淮夷使命后不久，又给南宫氏下达了新的任务。镈铭记曰：“昭王南行，豫（预）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征南方。”“于曾”即“往曾”，“昭王南行”指昭王要南伐荆楚。昭王曾两次征伐楚，首次在昭王十六年。昭王所以要在南征前，变更先前命南宫氏驻扎淮水上游以北以对抗淮夷的计划，而命其到今湖北随州的曾地，并命之为侯，显然是与南征荆楚的计划有关。但这一战略的转变，很可能是由于淮夷的兴起使繁阳所连接的“金道锡行”受阻，昭王希望能改由随枣走廊南下，另开辟一条通往长江流域矿产资源的道路。近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证实，在长江流域中部今武汉以东与东南，分布有密集的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采矿与冶炼遗址。昭王为达到此目的而要伐楚，应该是楚人在此时已威胁到周人南下。

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西周早期偏早的荆子鼎铭文记述荆子作为“多邦伯”的一员在举行盛大祭典时，两次受到王的赏赐。荆子可能是先后奉事成王、康王的熊绎，居荆山，自称“荆子”。1980年陕西扶风出土的生史簋铭文记曰：“召伯令生史，使于楚，伯赐宾。”“伯赐宾”指召伯将楚君赠送使节之礼物赐给生史。由这些器铭可见，在成康之时楚人与周人曾和谐相处。但至昭王时，竟要南征楚人，这显然是由于楚的势力钳制了周人南下。静方鼎铭文记录昭王在成周令静曰：“俾汝司在曾、噩师。”这是昭王在十六年亲征以前安排王朝卿士治理驻屯于今随州曾、噩两国的王朝军队。但昭王十九年二次南征时，涉汉水时出意外，《史记·周本纪》写道：“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西周王朝打通随枣走廊直接攫取长江中游资源的战略设想亦因南征荆楚失利而放弃。不仅如此，周初在今汉东一带的封国、布设的军事驻屯地均发生变动。位于随州叶家山的曾国墓地下限只到昭王时，西周中、晚期姬姓曾国的踪迹迄今尚待探寻。

金文材料证实，自昭王时即已循淮水西上，阻断“金道锡行”的淮夷，在穆王时更直接威胁到成周。穆王早期的录卣、录尊铭文记述：“王令曰：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图4]”，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的[图5]甗铭文曰：“师雍父戍在古[图4]，[图5]从，师雍父[图6]使[图5]使于㝬侯。”师雍父派[图5]到今漯河一带出使㝬侯，显然是为了联防淮夷的事，由此亦可见，淮夷确是沿着淮水溯流而上逼近成周。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图7]方鼎铭文记王令[图7]“率虎臣御淮戎”。“淮戎”即淮夷。同出[图7]簋铭文记[图7]率有司、师氏“搏戎㝬”，即搏杀淮夷至上文所言在漯河之㝬。

从金文资料看，自西周中期偏晚至晚期，西周王朝与淮夷一直处于博弈状态。淮夷是一个包括若干族群（族邦）的大族团，同一时段有服从王朝统治的族群，也会有与王朝处于战争状态的族群。西周晚期厉王之时，西周王朝与淮夷的矛盾进一步爆发。周厉王自制的㝬钟铭文曰：“南国服孳敢陷处我土。”“服孳”是对淮夷的一种鄙称，淮夷攻陷王国内地，于是厉王发动了王朝对淮夷力度最大的一次征伐，有相当多的西周晚期有铭器记载了这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重要战果是攻入了淮夷中心活动区域，即今江苏境内，淮水与泗水交汇之洪泽湖地区。上引周厉王㝬钟还记载曰：“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服孳乃遣间来逆卲王，南夷、东夷俱见二十又六邦。”“遣间”即派中间人说和，可见淮夷虽遭受重创，但并未溃败。噩侯驭方鼎铭文记厉王在此次攻伐淮夷回师途中路经邳地（今江苏睢宁北），噩侯驭方在此慰问王，与王共行射礼与宴饮。西周早期时噩在随州，至此时噩侯能在今苏北之邳地会王，则其必是在昭王南征失利，汉东政治格局变化背景下有东迁之举。但噩侯驭方恭顺西周王朝的时日并不长久。禹鼎铭文记述噩侯驭方又“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歴内”，鼎铭竟惊呼：“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禹则奉武公之命以武公戎车与徒驭再次配合王朝西六师、殷八师伐驭方，亲擒噩侯驭方。此役虽告捷，但西周王朝的军事实力经长年与淮夷兵戎相见，特别是厉王对淮夷大规模用兵的过程中被严重消耗，加速西周王朝走向末世穷途。

禹鼎铭记厉王令禹伐噩侯驭方要“勿遗寿幼”，但2012年在河南南阳东北的夏饷铺发现有春秋早期的噩国墓地，亦为前所未知。在第19号墓出土壶铭文言“噩侯作孟姬媵壶”，是噩侯为姬姓女子作陪嫁的铜器。这自然就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姞姓噩侯已灭，此时的噩侯已是姬姓，仍沿袭“噩侯”之称，属于改封；二是姞姓噩侯家族仍在，只是迁至南阳，此乃为陪嫁自己女儿出嫁的姬姓女做器。相对而言，前者可能性大，当然何者为是，有待新的发现。

《诗·大雅·崧高》咏周宣王封申伯于谢（今河南南阳东南），“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即要申伯施其法度统理南国诸邦，并希望申国能成为拱卫南土之屏藩。此申国，在西周时亦称“南申”，近年来多有“南申”铜器出土。1974年陕西武功出土的驹父盨盖铭，记驹父慰问“南诸侯”，并且向南淮夷征取其“服”（布帛，或还有人力），可见西周末年，武力征服与强迫贡纳仍是王朝对淮夷的国策。但终西周之世，王朝亦未能在淮夷区域建立治所。上引曾伯[图3]簠铭文仍言其曾战胜淮夷而控制繁阳，以打通“金道锡行”的功绩。此足可见，直至春秋淮夷仍与周王朝争夺对金道锡行与对繁阳的控制。

从西周金文、考古发现及典籍所见，西周王朝对南国的经营重心始终紧扣着对多种资源的攫取，亦与南国族群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这也成为消耗王朝精力加速其覆灭的重要因素。由对金文与考古资料的研究，方使这段重要的西周历史真相逐渐显现。

（作者：朱凤瀚，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