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子.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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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管子是一位主张君王垄断一切资源的思想家，他认为“利出一孔，举国无敌”，理由是只要君王掌控了一切财富，老百姓的生杀夺予，都掌控在君王的手上，这样，君王就能够最大程度调动一切资源，控制一切。

后世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也都有着类似的主张：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垄断资源，实现专制，这就是法家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但很多时候，利出一孔，往往带来的是祸患，而不是想象中的盛世。

壹

违背经济逻辑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最先提出需要有市场这一双看不见的手来掌握经济的发展走向。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并不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帝制时代，帝王的干预，可就是屡见不鲜了。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经济政策，并不是由于当权者谨慎而又缜密地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才拿到台面上来推行。往往直接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意志，甚至在不同的场合，帝王会根据自己的情绪，来制定推行一些政策。

汉武帝统治时期，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先后三次发兵匈奴，动辄几十万大军，军费和后勤开支在很快的时间内使得国库余财消耗殆尽。征讨匈奴的军队虽然战功赫赫，斩首无数，但是功成名就之后的赏赐，一度成为大问题。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期间，黄河、渭河还有山东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救灾与安置问题，又成了重中之重。

战争、水利、救灾把汉武帝政府的财政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汉武帝便召集群臣，进行了两次廷议，第一次结果不太理想，便有了第二次针对方案，提出了算缗告缗的方案。

这一方案，就直接冲着工商业阶层来的，加重了对全部工商业者的国家赋税，一方面对隐匿财产不如实申报的采取严厉措施，鼓励告发行为。

另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正面引导措施，选取一些正面人物，给那些商贾巨富做一个典范。卜式就是一个这样的典范，他是河南的大地主，在水患之际，出钱二十万，捐赠地方政府，上了“富人助贫人者”名籍，汉武帝看到这个典型之后，立刻拿来昭告天下。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几次告缗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成果之后，汉武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下旨“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并且任用了两名酷吏，杨可与杜周，前者管财政上的具体操作，后者管理刑狱。

杜周这个人，非常懂得揣摩圣意，手段铁腕，只要是武帝看不顺眼的，立刻想方设法抓捕到案，要是没有得罪天子，则就拖延判断，甚至想方设法为其洗清“冤屈”。

一旦抓捕到案，就会立马被杜周给关进监狱，大刑伺候，不给任何申辩的机会，都办成铁案。《史记.平淮书》记载：杜周治之，狱少反者。凡是因告缗入狱的，无论是被诬告，还是真有其事，少有人能够活着出来，几乎都被办成铁案。

这次告案取得的效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得民财物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

汉武帝这样的举措，是对工商业的一次空前浩劫，所有的主要商品经济部门均被收归官营。从此，获得土地成为了工商业者唯一的出路，整个工商业开始成为农牧业的附庸，商人的地位也因此一落千丈。

其实，在告缗政策刚推行的时候，就存在不少弊病，例如波及面太大，掠夺范围包含了不进入流通领域的财产，还有一点，本来应当用于地方税的征收被皇帝给直接收走，导致地方官员征收也不积极。

告缗一开始的不顺利，并不只是商贾巨富不配合，而是在操作层面，出现了很多纰漏。但是利出一孔指导之下的汉武帝，不会去分析自身的问题，当用强力措施掠夺财产之后，便会对这样的举措屡试不爽。

以致于后来汉武帝统治的末期，整个社会生产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工商业凋敝，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纵使多少次轮台罪己诏，都无法挽回这残缺破败的局面。

贰

致使社会缺乏活力

“利出一孔”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容易弄得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极度缺乏活力，道理很简单，资源与财富如果全都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那么还想从中分得一杯羹的话，只有一条出路了——加入那些当权者，成为特权阶级。

但是特权阶级的位置就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众多士子前去争抢，必然是僧多粥少，能进士及第的，必然寥寥无几，是其中的佼佼者。大多数人还是会成为白衣修士，落榜书生，可往往又心有不甘。

吴敬梓在其著作《儒林外史》中描绘的众生相，可以说就是“利出一孔”模式之下的受害者。从小就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从弱冠之年到知天命的年纪，投入了无数沉没成本，却依旧一无所获，由此变得疯疯癫癫，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在体制的设计上，可以说完全就是按照“利出一孔”的思想来设计了。对商人严格限制，出行不能乘坐马车，不能穿绫罗绸缎。

对手工业者，军户还有平民百姓等，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安排，职业流动性也不能太大，你的祖上是做什么的，到了你这一辈，你也就只能做什么，所谓的手工业者、匠人还有军户的传承。

朱元璋像一个大家长式样的老农一样，管理着这个帝国的一切，将一切财物与资源，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上，他以为自己这套体系可以完美地一直运转，大明王朝也会因此延续下去。

最典型的，就是他在经济层面喜欢推行高度的计划性，这样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便于自己的操作，加上他生性苛细，很多经济指令刻板到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例如在工部行文中，他会规定农民要定时定量种植枣、桑之类的农作物，具体的操作层面，还做了很详细的规定。

这个政策，推广到全国，在有的地区确实可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但是在不适合种植桑、麻的地方，这样的指令推行下去，无法达到收成的标准，就要用赋税来代替，这无疑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对于宗室和藩王的一些安置措施，在他去世之后，立刻就变了胃，有明一代，宗室藩王，总是兼并大量的土地，利用手中的特权竭尽所能的敛财，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利出一孔所留下的弊病。

无数人挤破头，想成为特权中的一员，殊不知，那些出身于特权阶层的大明宗室，早就分走了蛋糕的绝大部分。

叁

工商皆本，古代社会的健康模式

太史公司马迁就是一名“工商皆本的支持者”，先是在《史记》中记录了市场的繁荣和运作的规律，同时也在其中倡导自由放任的市场，认为这是致富的法宝。

先是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太史公坚信，治国的最高境界是顺应人性，给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不要去与民争利，顺应民意，利用好市场，财富自然而然就来了。

待农而食之，虞（管理山泽的人）而出之，工而成之，尚而通之。

他将商人与农业劳动者，管理山林的人相提并论，这表明，在司马迁看来，商人在经济生活中是有着不可替代性的，可以说，太史公的很多见解，实在是超前而又极具远见。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学界有种“”农商社会的说法，司马光曾经提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商贾流通，则无有交而货有余。

司马光这番论断，道出了一个健康的经济社会，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各司其职，促进货物在市场上流通，良性循环发展的规律。

而宋代文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流动性。这也是为什么两宋可以在强敌环伺，偏安一隅之后，还能够延续其生命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尽可能地走出“利出一孔”的局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与天下子民共利。给了人们共同获利的希望，并且在实际层面也确实分到了一杯羹。

最后说一句，要警惕“利出一孔”的现象的同时，要尽可能地杜绝不公平，但是不要妖魔化和敌视企业家。我们的世界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企业家的存在，就有了一群面对未来做出判断并且敢于冒险的一个群体。我们也许会羡慕其中一些人的光鲜亮丽，但是摸着石头过河中的勇士，也有不少为了探路而坠落河底的。

引用张维迎老师的著作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正是由于那些最善于判断未来和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发现了没有满足的市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进步才成为可能。（对标我们过去的四十年，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