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史新证：出土文献视野下的《吴太伯世家》

苏州地域文献丛书

(资料图片)

程义 著

2022年11月出版

45.00元

978-7-5732-0446-2

作者简介

程义，陕西汉中人，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职于汉中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苏州博物馆，现供职于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任所长、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物与考古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三项，在《考古》《文物》《唐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一部，编著论文集及图录十余部。

内容简介

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现了数量不少、与吴国历史相关的铭文铜器，近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及零星发现的简帛资料，对于研究吴国历史意义重大，颇有补正吴史的作用。本书通过利用这些资料，对《吴太伯世家》所载内容进行广泛注释。本书以《吴太伯世家》原文为纲，以《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及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为目，对迄今所见吴国史料进行汇集，并立“新证”一目，对原文出现的地名、人名、史事等酌情注释，就相关问题既有研究成果的介绍汇总，亦有自己的见解陈述。

序（张学锋）

司马迁撰《史记》一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作为人物传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计一百一十二篇。与后世历代纪传体史书相比，司马迁在作为主权者传记的帝王《本纪》和作为个人传记的《列传》之间安排了《世家》，专门记述封建诸侯的世系。三十篇《世家》中，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西周以来传统的封建世家群体，计有吴、齐、鲁、燕等十六家，这些诸侯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强国；另一类是从第十八篇的《外戚世家》到最后一篇的《三王世家》，记录的对象主要是西汉建国后部分恢复封建制时出现的王侯。而介于两类之间的《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两篇，可视为前后之间的过渡。《世家》的前十六篇与后十二篇在叙述风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与人物形象饱满、语言丰富生动、行为充满活力的前十六篇相比，后十二篇远不够精彩。这是因为《世家》原本应该叙述封建诸侯国成长、发展、衰亡的历史，而汉代以后虽有封建之名却无封建之实，所谓的“世家”，已沦为集权制下的高级官僚群体，自身谋求发展壮大的时代已成历史。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虽然追求古义，将十国君主列为“世家”，但这更多的是在王朝正统观念下的一种安排，其实与薛居正《旧五代史》将十国君主列为“僭伪列传”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吴太伯世家》是三十篇《世家》的首篇，叙述了春秋末期称霸一时的吴国的历史。司马迁将《吴太伯世家》置于《世家》的首篇，自有其道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给出了这一卷的写作提纲：“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不难看出，他在撰写之前已经确定了太伯奔吴、封建吴国、阖闾称霸、夫差克齐、勾践灭吴等五个重点叙述对象。可见《吴太伯世家》虽然应该是一部系统的吴国史，但司马迁选取的仅是其中的几个重要片段。至于为什么要将《吴太伯世家》置于首篇，司马迁自己也做了说明，即意在“嘉伯之让”，赞扬吴太伯、仲雍避贤让国这一足以垂范后世的义举。

而必须对这一义举做出赞扬的理由，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卷末的“太史公曰”中也表达了出来：“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可见是基于孔子的价值判断。加上“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传说中吴王寿梦之子延陵季子的让国故事，更让司马迁在扬清抑浊的价值判断下将吴国的历史置于《世家》的首篇。

在赞扬太伯、仲雍避贤及季子让国的义举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可以考虑，如战国秦汉时期普遍流行的历史传说。《左传》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七月辛丑条记述黄池会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可见，至少在今本《左传》成书定型的战国时期，吴国为“周室之长”的说辞已经广为人知，而这样的说辞，必定会进入司马迁撰写《吴太伯世家》的资料范围。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卷末的“太史公曰”中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交代了他自己将历史传说确定为历史“真相”的文献依据，即基于“《春秋》古文”。

司马迁所据的古文《春秋》到底为何物，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可归为汉初以后出现的古文经系统。就现存的《春秋》及其“三传”文字来看，《春秋经》没有直接涉及太伯奔吴的内容，与吴国相关的叙述均出自《左传》。从吴国历史的整体性而言，《史记》是集大成者，之后出现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大多以《史记》的叙述为骨干，虽然做了进一步的弥合和丰富，但基本框架和内容均未超出《史记》。

由于《史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难以撼动的地位，传统史学在叙述吴国历史时，无一不将之奉为圭臬，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吴国历史、吴文化及江南地域文化研究。研究者之间，尤其是江南地方学者，在研究江南历史与地域文化时，百变不离其宗，均以太伯、仲雍奔吴为吴国历史的起点，就吴国的建国时间，吴国的存续时间，苏州为吴文化的发源地，甚至就太伯、仲雍奔吴的第一站，吴王陵墓寻踪，苏、锡、常、镇争抢吴文化中心地，太伯奔吴与丝绸之路，人工运河泰伯渎的开凿及其在中国大运河文化中的历史地位等等，写出了难以计数的文字。

然而，不得不说，以上的这些努力大多缺乏准确的资料依据，缺乏对先秦历史尤其是激荡的春秋历史的总体把握，相信司马迁《吴太伯世家》及后续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中留下的都是史实，并因此囫囵吞枣，全盘接受。

夏、商、西周三代的传承，是后世意义上的王朝革命，还是军政及祭祀联盟势力的消长？长期接受西周文明熏陶的周边族群，在进入春秋以后又是如何逐步踏上文明化道路的？为什么产生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春秋霸主的国家均位于西周文明核心区域的周边？中国古代社会又是如何遵循人类发展史的规律，从分散走向统一的等等，这些都是先秦历史的重大课题。具体到吴国，吴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所谓的“吴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吴太伯世家》在叙述太伯、仲雍奔荆蛮建立句吴后，为什么只留下空白的世系，直到第十九代寿梦才有事迹可循？为什么寿梦在春秋末期突然出现，且一反中原传统自称王号？吴国的强盛为什么又是昙花一现等等，这些又都是吴国历史及吴文化研究中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已故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七十余年前的著作中，注意到了春秋五霸各国与西周文明在制度上的差异，通过对五霸诸国与周王朝在姓氏、婚姻等制度层面上的比较分析，指出“五霸皆夷狄”。换言之，五霸诸国与周王室属于不同的系统，春秋五霸的登场，实际上就是“夷狄的文明化”过程。这一学说给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以及吴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

在先进的西周文明熏陶下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中原诸侯交往直至争霸的过程中，身处“夷狄”的吴、越、楚、秦、齐、晋，将自己的祖先附会成中原圣王贤君的苗裔，对内更能增加自己的信心，对外则能逐渐赢得中原诸侯的认同。吴人将自己的祖先附会为“周室之长”的太伯、仲雍，一方面与吴人记忆深处的迁徙历程有关，另一方面与寿梦时期与中原诸侯交往中所受到的触发有关，尤其是与寿梦之子季札在中原各国的游历活动有关。季札是吴王寿梦第四子，在兄弟四人中最具贤名，寿梦意欲立季札为王，但季札坚决辞让，这与太伯、仲雍避贤出奔的故事如出一辙。《吴太伯世家》全文4600余字，关于季札，司马迁就写了1020余字，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季札游历中原各国的经历，并对季札不愿为王的行为大加赞赏。可见，季札不愿为吴王之事，与太伯、仲雍让位的故事联系到一起，很可能是这场造史运动的契机。但在中原诸侯看来，吴人及吴国作为“蛮夷”的事实是难以改变的。寿梦时期还自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寿梦之后的几代吴王都在不断地重构自己的祖先记忆，到夫差凭军事实力与中原诸侯在黄池会盟与晋国争先时，虽已敢堂而皇之地自称“于周室我为长”，但中原诸侯依旧视其为“夷”，吴国也因“夷德轻”而遭到中原诸侯的轻视。即使如此，吴人内部“周室之长”这一祖先记忆和认同应该说已基本完成。

司马迁的史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为统一的国家撰写了一部统一的历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司马迁把中原地区周边的族群都视为中原王朝的分支，原本都应该是一家人。说到匈奴，司马迁说他们的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说到朝鲜，司马迁认定其最早的国王卫满是燕国人；说到越王勾践，司马迁将之视为大禹的苗裔；秦国和楚国则都是圣王颛顼的苗裔，齐国则是周文王之师姜子牙的子孙；讲到江南的吴国，司马迁认为是周太王长子太伯与次子仲雍建立的国家。通过对吴人、吴国族属，文化源流及吴王“夷式名”等问题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上也与中原截然不同；在考古学文化上，吴是南渡的淮夷，与周王室在族群血缘上并不一致。吴人、吴国的始祖传说，是在春秋这一特殊历史发展时期产生的附会。

司马迁史学中的大一统思想，其实并非其个人的想象，相当程度上是春秋以来东亚大陆文明发生剧变、以中原华夏为中心逐渐构筑起中国文明、最终实现秦汉大一统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这也正是从分散走向统一这一古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轨迹。

然而，在近代考古学成立之前，人们无法怀疑《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的说法。基于传统文献，囿于传统认知，很多历史真相是难以究明的，必须由我们当代人基于新的历史资料，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来重新认识。

上文提到的新资料，主要是指遗址、墓葬、出土遗物等考古学资料。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不断涌现，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吴人及吴国历史的真相也得以逐渐浮出水面。笔者的专业虽是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但吴地作为乡邦故里，一直是我的关注所在，因此曾不避跨界之嫌，对吴人、吴国的历史进行过思考，目前有了以下一些初步认识：（1）吴人南迁前的居地在江淮之间，是淮夷或徐夷、群舒的一支；（2）这支淮夷从居巢（今巢湖周边）附近南迁过江，经鸠兹（今芜湖）、姑熟（今当涂）、湖熟（今南京南郊），在今宁镇地区留居千余年，并由此向周边扩展，形成所谓的“湖熟文化”，因此近年来湖熟文化又被称为“先吴文化”；（3）春秋中晚期寿梦时期，逐渐走向文明的吴人，在与中原诸侯交往的同时，开始向东南发展，与太湖平原的越人邂逅，经争战、融合，实现了从吴、越分治到吴越“同气共俗”；（4）吴人迁徙的沿途，留下了鸠兹、姑熟、湖熟、姑苏及姑胥、胥山、胥江、胥河等地名，由此推测，吴人首领及核心群体所到之处或所居之都就被称为“ｋｏ-ｓｏ”或“ｋｕ-ｓｕ”，吴国最晚期的都城即为“姑苏”；（5）基于吴国青铜武器铭文吴王名号前常见“

”（姑癹）、“

”（姑發）、“

”（姑讎）等可读为“ｋｏ-ｓｏ”或“ｋｕ-ｓｕ”的文字，推测“ｋｏ-ｓｏ”或“ｋｕ-ｓｕ”在指称吴都的同时或可作为吴王的姓氏。

以上认识，都是本着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基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得出来的观点，尤其第（5）点，更是本书作者程义在对苏州博物馆新入藏吴王余眜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对于我们的观点，学界、社会当然是赞否两论，但是，赞成也好，批评也好，这样的现象正是吴国历史与吴文化研究摆脱传统束缚，迎来新生的表征。

以上这些观点目前都还是初步的，零星的，想要得出更有深度的、完整的意见，目前还为时尚早，因为在这之前还有很多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吴国史料的整合。这里所说的史料绝不止于传世的历史文献资料，更多的是考古资料。

《史记》叙述的时代，既包括《尚书》《春秋》等古典文献已经叙述了的古代，也包括此后整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吕不韦主持的《吕氏春秋》，以十二纪、八览、六论的分类方法，试图对当时所有的知识进行网罗，司马迁的设想其实与《吕氏春秋》非常接近，也是以时代和地域为经纬，写出了可称得上是百科全书的《史记》。对近代史和当代史的叙述，作为太史公，司马迁当然可以利用国家的藏书和档案，但对于久远的历史，很多资料是来自民间的传说，这些传说，经过他的搜集和筛选被编入了《史记》，因此《史记》尤其是其中的人物传记，故事性和肢体语言尤其丰富。司马迁撰写《史记》，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他是要撰述一部历史著作，他只是采用了历史著作的形式，对自己认为值得传至后世的东西进行了忠实的记录，《吴太伯世家》的成篇亦然。对于《史记》的“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在新资料出土以前，研究者只能在文献的字句上有所斟酌，至于所述内容，则无从入手。

利用新资料对历史文献展开探讨的成果近年来已出现不少，如丁晓珉《〈史记·楚世家〉新证》、陈家宁博士论文《〈史记〉殷、周、秦〈本纪〉新证图补》、张志鹏《吴越史新探》、刘光《出土文献与吴越史专题研究》等年轻一代学人的著述尤其值得关注。吴国历史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局面，一些关键问题都有了深入探讨，但这些资料的集结和成果都还相对零散，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本书作者程义，在考古学研究的重镇西北大学修完本科、硕博士课程，在王维坤教授的指导下，以《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获得博士学位，有着深厚的历史考古学的专业素养。又长期在张懋镕教授的指导下研习青铜器，在金文研究上也有深厚的造诣。应聘到苏州博物馆并在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合作研究阶段，接触到了较多的吴国青铜器与吴文化研究，立志钻研江南早期历史，近年来，先后发表了《苏州博物馆新入藏吴王余眜剑初探》《“姑苏”新考》《再论吴国历史的三个基本问题》《太伯奔吴诸说平议》等相关论文，在新资料的基础上，对吴人及吴国历史有了较深的认识，而本书正是其力图将吴国历史的研究推向纵深的关键一步。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在吴越故地，在河南、陕西、山西、湖北、山东、安徽、江西等地也都发现了数量不少的与吴国历史相关的铭文铜器。近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两批楚简，虽然不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但其内容对于研究吴国历史意义重大，而长年来零星发现的简帛资料也颇有补正吴史的作用。本书即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些资料，对《吴太伯世家》所载内容进行了广泛的注释。

本书首先以《吴太伯世家》原文为纲，以《春秋经》《左传》等传世文献及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为目，对迄今所见吴国史料进行集成。其次立“新证”一目，对原文出现的地名、人名、史事等酌情注释；就相关问题介绍既有研究成果，并陈述作者自己的见解。因此，本书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传统文献学的范畴，已然是一部吴国历史研究的“集解”。该书的出版，不仅会对吴国历史及吴文化的研究，甚至会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而且也会对古文献的整理工作产生较大的影响。

本书的这种呈现形式，与传统的以书校书的文献整理成果已大不相同。以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吴太伯世家》为例，新点校本与旧点校本之间几乎一字未改，足见传统的文献校勘方法已经走到了极限。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的文献学整理新动向却非常值得关注。这一新动向就是在以书校书的基础上，将文本以外的资料也纳入文本的注释范围。这样的尝试从金子修一主编《大唐元陵仪注新释》、以窪添庆文为首的东洋文库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编《水经注疏译注》（渭水篇上，渭水篇下，洛水、伊水篇）、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等文献整理成果中可窥一斑。这些成果在注释历史文献时，在文本之外，还吸纳了历史图片、历史地图、出土文字资料、地面文物、现场考察图文记录等，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崭新的视域。此外，东潮《〈魏书·东夷传〉的世界：邪马台国的考古学》、梁云《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更是将大量的考古出土资料活用到了历史文献的研究之中。笔者近年也在完善《建康实录》文本的基础上，力图结合六朝建康城的城市遗址、墓葬资料等地下出土遗物及地面遗存，将能够图示化的内容尽可能通过空间分布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建康实录》这部传世文献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给读者。本书无疑是这一学术发展动向中的尝试之作。 

目 录

序/张学锋 001

前言/ 001

凡例/001

先祖/001

寿梦/024

诸樊/039

余祭/050

余眜/075

王僚/083

阖闾/107

夫差/141

附录：《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179

参考文献/186

后记/191

责编：张亚莉；排版：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