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6年，统一第六年，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百姓）将实际占有的土地，向政府报备，政府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征收田租。

(相关资料图)

按说，此举将让百姓获利，百姓因此得到自己的田地，应该更加拥护秦朝。况且，站在历史的高度，私有制也会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秦始皇这个决策，其实是一条亡国之策，在错误的时间推出了一条错误的决策，不信请看下文分析：

首先：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土地私有还是公有？

西周实行的是“井田制”，法律上属于周王所有，其实相当于国有制。相当数量的井田周围，“启士作庸”，形成封疆。周天子按照贵族爵位高低，赐予一定数量的井田，但受封者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即“田里不鬻”。

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开始崩溃，诸国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比如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初租禾”。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初税亩”、“初租禾”的出现，不代表当时田政全部转向私有制，实际上只是少部分私有制。

商鞅变法之时，曾改革过井田制，的确推行过私有制，但有没有将秦国田政全部改为私有制呢？

以秦国二十等爵来看，秦国爵位与宅田紧密联系，不同爵位宅田规模不同，最低等的公士获得“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第三等簪袅获得“田三顷”等，但这些宅田是国家授予的，即只给使用权的“授田制”。出土的秦简表明，秦国爵位降级继承，田地也会相应收回部分。其实，如果没有回收制度的话，那么秦国田地也不够奖赏将士。

以战国初期最强军队魏武卒来看，赏赐田地却无回收制度，马陵之战后魏国之所以难以重建，问题关键在于魏国没有足够的田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再组建了，商鞅变法时吸取了魏武卒的教训。

因此，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田政是国有土地为主、私有土地为辅，政府掌握大量田地可以授予百姓，激励百姓打仗。

其次：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推行何种田政？

秦国以国有土地为主，将土地使用权按照规定授予立功将士，无疑能让社会接受，也能确保一定的公平。但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却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六国实行什么田政？

如果秦始皇推行土地私有制，那么必然会冲击秦国田政，乃至二十等爵制度；当时，六国普遍实行土地私有制，如果在六国推行秦国田政，难度又的确很大，但似乎更符合秦始皇的性格。

秦始皇统一当年，召开多次大会共商国是，其中一次商讨分封制与郡县制。当时，宰相王绾、隗状等建议在偏远之地分封，但秦始皇采纳李斯全面郡县制的建议，霸气地认为“天下共苦战鬬（dòu）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随后，秦始皇又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等，实行全面统一的政策。

因此，一统华夏之后，秦始皇在六国推行秦国田政，似乎更符合他的大一统政策。

第三：秦始皇的“使黔首自实田”，有何结果？

种种迹象表明，秦始皇统一后推行了授田制，但既然如此，为何又下令“使黔首自实田”？

原因很简单，授田制的最大受害者是关东权贵，此举必然遭到他们的抵制；同时，由于秦朝在六国并未形成真正的统治，比如关东大小官员绝大部分都是六国之人，上下勾结很难真正推行授田制，土地现状没有什么根本变化，普通百姓名义上被授田，实际上田地还是掌握在当地权贵手中，最终百姓既要缴纳政府赋税，也要给权贵缴纳租税。所以，张良、项梁、项羽等人不事生产，却还有强大的资金四处串联搞造反。

面对这种情况，渴望“天下和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莫不安所”的秦始皇，于是推出“使黔首自实田”。学者袁林在《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的崩溃——“使黔首自实田”新解》中，指出“使黔首自实田”的本义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实土地，即命令黔首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数额，自己设法占有足额的土地，国家不再保证按规定授田。

既然秦始皇让“使黔首自实田”，让百姓自己去垦荒等，将占有的土地上报，政府予以合法化的承认，况且王朝之初往往土地较为充足，那么百姓应该基本都有土地耕种才对。

然而，“使黔首自实田”其实让百姓雪上加霜。因为授田制下，百姓还拥有名义上的田地，等到秦朝加深在六国的统治后，百姓还有机会取得名义上的田地，但这条政令后，地方权贵只要打通官员，就可以将原先占据的田地全部合法的私有化，即百姓连名义上的田地都没有了。

于是，后果史记记载的非常清楚，陈胜“尝与人佣耕”，只是一个佃户，与他一块佣耕的人还有很多！除了陈胜之外，秦末风云之际，韩信、周勃、樊哙等都没有自己的田地，想必吴广等人也没有田地。陈胜吴广起义时，可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无疑说明存在大量无地农民。

最终，正是这一批无地农民掀起的起义，点燃了秦朝灭亡的导火索，而另一批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叛乱，最后灭掉了秦朝。其实，纵观历朝历代，兴衰基本都与田政有关，农民有土地的时候，王朝更容易兴盛强大，反之则容易衰亡。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疑问：既然“使黔首自实田”危害众多，为何秦朝官员不反对？

原因很简单，在授田制下，秦朝官员也无法占据更多的土地，但“使黔首自实田”之后，他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占据、兼并更多的土地，说到底这条政策利于他们！

更重要的是，这一逻辑过去数十年内也出现过，苏联解体之后，各国进行国有资产改革时，很多专家官员都赞同私有化，固然有一些为国为民的考虑，但当政策开口之后，他们是不是可以合法的收割国资？显然，中外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