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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关公 行鸿运 拜关公 结善缘  

关公崇拜,还有一项重要的标志是在承德避暑山庄正门右侧建造了俗称承德武庙的关帝庙。

避暑山庄位于北京东北燕山深处,西南距北京市约250公里,历大清王朝鼎盛康乾盛世前后89年而建成。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修建避暑山庄,其目的绝非仅仅为纳凉避暑、消遣享乐。在山庄的东面和北面,清朝政府为了团结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利用宗教作为手段,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仿照兄弟民族著名寺院形制先后建造的统称外八庙的12座喇嘛教寺庙,目的是加强朝廷对北部、西部、西南部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具有巩固边防的政治意义,这里俨然是当时清王朝的又一政治中心。我们可从东阁大学士梁国治奉命为这座关帝庙撰写庙碑中记体会清政府煞费苦心的政治意图。碑记曰: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上亲诣释奠,是月,复诏协办大学士、尚书英亷侍郎和珅重修丽正门右关帝庙,改易黄瓦,殿宇崇闳,规制大备。窃惟古者立国必先建学设庙,所以定民志一耳目也。承徳近接塞垣,前代声教所不及。边关之氓,不见通都大邑礼乐威仪之盛非一日也。

我国家揆文奋武,迈古超前,自圣祖肇启山庄成都成邑,朝宗辐凑,万国会同。我皇上觐扬光烈,四十五年以来,开辟疆宇二万余里。自蒙古诸王公、喀尔喀及四卫拉特、回部诸藩等,莫不倾心托命臣。臣奔走俯伏,来享来庭。于是,承徳为古北口外一大都会,将山川灵淑之气,蕴于古而发于今耶。抑天眷有徳圣天子,赫声濯灵,薄言震之,莫不震叠者也。夫制礼以作民敬也,立庙以作民诚也。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视文庙。况承徳距京师数百里,日月所照临,中外所瞻就,庙貌之成,可以见国家褒崇忠义,凛乎纲常名教之大焉。可以使远近更易观听,动其严威俨恪之忱焉。虽然这次修建共用银五千八百九十三两,但是新庙既成,文武吏士邦人咸喜,而蒙古外藩岁时朝觐者亦展礼庑下,以申畏神服教之诚;以昭文徳武功之盛。很明确,关帝庙功能上是作为外八庙的总护法,虽然规模不大,但因它的位置比任何一座寺庙都靠近山庄。这样近距离贴近行宫正门,说明了它的特殊意义。关帝崇拜由清朝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逐渐演变成促成民族团结之神而长盛不衰。

清代崇拜关公的另一个表现是各类以关羽显灵、圣迹图等主题的书册大量出版,形成内容丰富的关公文化。虽然这类读物并非清代首创,但在有清一朝却是数量、种类最丰富的。比如柯汝霖编的关帝年谱、崇德弟子编的关圣帝君本传年谱、张镇编的关圣帝君年表。代表这类读物最全面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刊刻关帝志和关帝圣迹。前者四卷,有本传、年表、世系、考辨、艺文等,完全按照志书的体例编写,堪称古代第一人物志;关帝圣迹原称5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始刻者是元人胡琦,明代嘉、隆年间重刻,万历间方莹搜辑海内诗文重鎸。至康熙年间卢湛因其家藏旧本,蒐葺考证,绘图著说,以集其成。康熙三十二年,由河道总督于成龙集资付梓。这类书的广泛发行,极大的推动了关帝崇拜运动,其中灵异故事的流传,普及了关羽在民间的信仰。现在还没有材料说明,当时的私塾是否将这类书作为必读书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每座关帝庙内的信众,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东西教化众人,他们是传播关帝文化的主力。

还有一项传播手段在满清崇拜关公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戏曲。

随着徽班进京之后京剧的诞生,在生、旦、净、末、丑之外,出现专门表演关公戏的特殊行当红生。虽然红脸关公这一表现公忠形象,早已定型于元代,但是清代的所谓忠义剧的主角,是由红脸关公来支撑的。戏曲的传播功能可称为成本低廉而收益最大,全国数以万计城乡村镇舞台,不知上演着多少出三国戏,观众则更无法统计。满清利用戏曲教化民众,反映在舞台上是三国戏异常活跃,其标志是展演全本三国演义名叫鼎峙春秋的出现。它是庄恪亲王允禄奉乾隆皇帝之旨编成的戏曲集,虽号称全本三国演义,其实是突出蜀汉的正统地位,它主要表现的是蜀汉典故。自编成后,常演不衰。

据不完全统计,满清各类戏曲舞台上三国戏是最为热门的曲目,光是京剧中的三国戏达一百四十八出之多,其中以关公为主角的有二十多出。清代的关公戏不仅多,而且因为他升为圣人之列,由此产生了许多禁忌,比如在编鼎峙春秋时,每遇关羽之名,皆不得直书,都得避讳,将羽的羽从原来的三撇改为两点。他人则称呼曰关公自己则说关某。此虽于道理上不通,但从乾隆年至今,戏曲界都相沿旧习。不仅戏曲界,就连贵为皇帝和太后在观看关公戏时,只要关公一上场，皇上与西太后均要离座,佯为散行几步,方才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