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在古代，权力系统并没有太好的监督机制，往往人获得一点权力之后，就会变得野蛮。以至于，形成了一定的习惯套路。只要给他一点权力，他就会变得野蛮。

书生刻苦攻读，就是为了考中之后做官。而做官之后，一定会获得权力。这种权力有着皇权做背景，也有着整个官僚系统做背书，一点不容置疑。关键是书生们能不能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能不能获得很高的分数。于是，一些权贵们就开始琢磨科举考试的套路，要行贿主考官，还要提前见到考题，甚至要找“枪手”替考，进入考场要有“夹带”等，只要钻进制度的夹缝中去，就能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好处。而主考官一般都会贪污受贿，在宋代，主考官经常换，一是为了防止他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二是防止他们拉拢考生，做大做强。一般来说，主考官没有不贪污受贿的，只是很多做得不显山不露水，让人看不出来而已。考生考中之后，会顺势而为，做了主考官的弟子，跟着主考官学习，也就成了主考官的一派。主考官一般都是学识渊博的人，政治名声比较好，要是主持几次科举考试，就会把考中的考生收为学生，形成一种政治势力，而且越做越强。为了防止他们越做越强，皇帝就要派人监督他们，提倡同僚举报，考生举报，形成一种监督。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只是让主考官受到别人的监督。要是主考官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就不怕人举报，要是没有强大的根基，就会被举报，进而被追究。

书生考中之后，要学会做官，尤其要学会站队，学会依附于政治势力强大的一方。只是，他们获得权力之后，就会出现很多野蛮的行径。除了按照官场惯例拉帮结派，行贿受贿之外，就是欺压老百姓了。按理说，权力只对它的来源负责。权力的来源并不是皇帝，而是老百姓。可是，老百姓把权力交给皇帝之后，皇帝对权力进行了分配，分配之后的权力就不会对老百姓负责了，而成了对皇帝、对整个官僚体系负责。于是，官员们获得权力之后，以为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权力，从官僚系统中获得了权力，却不会知道权力的真正来源是老百姓，更不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搞了权力垄断，要说一不二，甚至要对一些所谓的“刁民”动用武力。那么，他们能不能保持书生时期的温文尔雅？

当然能，只不过要“先礼后兵”。平时他们都住在衙门里，为了保持高高在上的倨傲状态，不会和老百姓见面，即便有告状的老百姓前来，也要让他们依照衙门里的规矩办事，不能谁想来就来，谁想告状就告状。要设立一定的门槛，要“吃拿卡要”。他们是贵人，不能随便见老百姓。要是老百姓主动见他们，就要交钱办事，不然就办不成事。他们要搞权力寻租，在收钱方面绝不含糊，也不会有丝毫让步。面对告状的老百姓，他们就会露出锋利的爪牙，吃了原告吃被告，直到吃得一方或双方都受不了的时候，才会选择一个比较折中的判决打发了事。要是他们到民间走一走，绝对是要征收赋税、兵役、徭役，有求于老百姓了，才会故作姿态。要是有些人敢抗税不交，那么三班衙役就会虎狼一般闯过去，铁链子伺候，先把抗税不交的人锁进大牢，以儆效尤。要是有饥民反抗，就会定义为盗匪、流民暴乱，直接出兵镇压，哪里还有半点仁慈？到了镇压的时候，他们要驻扎在村子里，把整个村子的财富都给洗劫一空，到头来没有剿匪，也没有打败强盗，却把老百姓的财富卷走了，还把老百姓家中的鸡鸭鹅猪全都吃尽了，才算剿匪告一段落。在官员的权力支配下，兵就是匪，变得野蛮而凶残。

要是书生仗义执言，相信“人间自有正义在”，要秉笔直书，告发官员的丑恶行径，就会招致官员的无情打压。官员手中有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而当时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即便有一些钦差大臣，也不会年年都有，更不会事事审核，留给官员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官员会把那些秉笔直书的书生直接逮捕归案，也就平息了舆论。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平息事态，就平息说出事态的人。什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都是书生们自恋的想法。书生要把自己和人民等同起来，其实根本不能等同，也不能“修齐治平”。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根本不是书生们的天下，岂是说平定就能平定的？官员似乎早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出身，忘掉了自己是书生时立下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而是要惩治那些抱着幼稚理想的书生了。

古代的权力蜕变为以皇权为根基的官场权力，而不是产生于民间的民主权力。当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绵延下去之后，权力就成了人们哄抢的对象，也成了让人野蛮并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工具。谁能想到，书生学习赶考，本来抱着很纯粹的政治理想，做官之后就变成了野蛮之人呢？又有谁能想到，表面温文尔雅，高高在上的官员竟然脱离了民间，成了食利者阶层，也成了野蛮之人呢？或许，只有推翻皇权，才能实现让权力为老百姓服务的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