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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快报: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为什么会爆发?汉武帝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2022-12-29 05:44:30 来源: 腾讯网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在位后期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国本动摇,那么巫蛊之祸为什么会爆发?汉武帝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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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祸的爆发其实与三个人关系最为密切,分别是汉武帝刘彻、江充、刘屈氂,但是三者的目的并不相同。巫蛊之祸是由武帝朝晚期三大矛盾纠缠在一起导致的,包括皇权与外戚的矛盾、卫氏外戚和李氏外戚的矛盾、以及酷吏政治带来的紧张政治氛围对巫蛊事的催化作用。

首先说汉武帝,有一种观点认为巫蛊之祸是武帝借由打击卫氏外戚的手段,客观上,巫蛊之祸的确打击了卫氏的势力,然而与其说是武帝“主动”发动巫蛊之祸打击卫氏,不如说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武帝“默许”了对卫氏的攻击,其晚年的迷信与巫蛊事本身仍然是最为直接的原因。

尽管武帝与卫青、霍去病堪称一代君臣模范,但是关于武帝与卫氏的关系并没有常规理解的那样融洽。

在霍去病去世的同一年,他曾上《请立皇子为诸侯王疏》,其目的在于使各个皇子远离京师,保障卫太子的地位。该疏得到了朝堂重臣的响应,列名的大臣中包括当时的丞相庄青翟以及张汤、任安、公孙贺,值得一提的是,公孙贺与任安先后死于巫蛊之祸中。

而武帝对此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他起初一再表示推脱,表示只将诸子立为列侯即可,君臣之间反复上疏下诏六次,最终武帝决定“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在这一事件中,霍去病直接干涉武帝的家事,并且引来朝中重臣的支持,武帝或许正是由此对卫氏的实力产生了忌惮。

在卫霍先后去世后,卫氏外戚难称顺遂。在卫青去世后的第二年,其两子卫直、卫不疑便因酎金案失爵。而其长子卫伉更是命运多舛,先是被免爵位,发为城旦,后死于巫蛊之祸:

元鼎元年坐矫制不害,免。

阑入宫,完为城旦。

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

可见,在霍去病、卫青先后离世后,卫氏外戚与武帝的关系迅速降温,朝中重权被转移给李广利为主的李氏外戚。虽仍称卫氏外戚,但卫霍子弟在朝中仍受重用的却几乎绝迹,整个婚姻网络中权力最重的实为丞相公孙贺。

武帝的做法也并非针对卫氏,因为即位以来武帝一直着力维持外戚平衡,窦婴、田蚡的兴起与衰落都离不开武帝的政治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武帝“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背后敲打卫氏的政治含义。

武帝从来不信任任何一个外戚,卫青、霍去病的子弟也不例外。

而在巫蛊之祸中,武帝本人的确是参与其中的。先是公孙贺案中“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而在江充介入后,其曾明确告知武帝:

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

因此武帝对于江充的动向是充分了解的,也显然能够预见卫氏可能遭受打击,当江充直指卫氏后,武帝的态度更为明确:

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

巫蛊之祸中,武帝并非完全处于被蒙蔽的状态,他默许甚至助长了江充对于卫氏的打击,武帝与卫氏的关系,远远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亲近,然而关于武帝的态度,仍有两点说明。

第一,武帝默许了对卫氏的打击,不代表武帝主动制造了巫蛊之祸。从材料来看,巫蛊之祸仍然是由江充主动发起的,而就武帝个人而言,其主要呈现出一种“乐见其成”的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晚年的迷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卫氏作为外戚,与皇权之间存在的天然芥蒂。

第二,武帝的默许仅仅针对卫氏外戚,并无直接证据说明武帝真正的打击目标是卫太子本人,更没有证据标明武帝打算借由巫蛊之祸更换后嗣或者改弦易辙。关于这一点从巫蛊之祸后武帝的疯狂报复中便可看出,在这场政治灾难中,没有赢家。

纵观武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生涯,无论是此前打击窦婴、田蚡,还是其后对刘旦、钩弋夫人的处理,倘若武帝真的有心摧毁一股政治势力,他完全会采取更为直接的做法,而无需以巫蛊作为掩饰,以至于“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其次说刘屈氂,或许是出于打压卫氏的目的,武帝朝后期开始重用李广利,而李广利又与刘屈氂结为婚姻之好,由此形成了以李广利、刘屈氂为核心的李氏外戚,并与卫氏矛盾不断。最为明显的,就是巫蛊之祸发生一年之后,李广利正式向刘屈氂建议拥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

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

此外,在巫蛊之祸的过程中同样有材料暗示了卫氏与李氏的矛盾:

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绶。

由此可见,卫太子在斩杀江充后的第一反应便是主动发兵丞相府,而在巫蛊之祸前期的过程中,并未看到李氏直接参与的证据。换句话说,正是基于卫氏与李氏长期以来的矛盾,卫太子断定此事必出于李氏之手,进而向刘屈氂所在的丞相府发兵。

除此之外,李广利逃亡匈奴后,匈奴单于以此事向汉使者发难,汉使者如此解释此事原委:

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

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卫氏外戚与李氏外戚之间的矛盾是的确存在的,并且是巫蛊之祸中三种矛盾里最为明显的。李氏外戚与卫氏外戚之间的矛盾直指太子之位,因此无论李氏基于何种原因被牵扯其中,他们的目的一定是除掉卫太子本人的,这也是他们与武帝的最大不同。

最后看江充。作为武帝朝的一大特色,酷吏政治所带来的紧张政治氛围,的确催化了巫蛊之祸的发展,武帝用酷吏政治造就了一台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而到其晚年,这台机器已经开始脱离武帝运转了。

换句话说,对巫蛊的笃信或许本身仅仅出于武帝自身的迷信,然而进入酷吏政治的语境之后,巫蛊才真正超出了一般的个人认知维度,转变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灾难。当江充主动以巫蛊事向武帝进言后,“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这显然超过了一般的政治斗争,涉及到西汉社会的方方面面。

与之相关,江充之所以与太子有隙,进而想要以巫蛊之祸除掉卫太子,同样是源于酷吏政治文化:

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 “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江充奉行法令,不惜顶撞太子,正是由于武帝对于此种酷吏行径的赞许。而卫太子作为王国的继承人,仍需向江充低头,同样是出于对武帝本人的畏惧。江充与卫太子之间的矛盾,与商鞅与惠文王的矛盾如出一辙,在法律极度苛刻的政治氛围下,任何政治行为都是高度紧张,不留余地的。

如果巫蛊事发生于一个政治宽松的时代,其发展显然不会如此猛烈,江充等人不会想到利用皇帝的个人迷信制造政治灾难,而卫太子也不会因为害怕“前车之鉴”走上起兵反叛的道路,正是武帝朝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造就了巫蛊之祸。

由此可以看出,三者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并期望巫蛊之祸的发生,但是其追求的结果和目的不尽相同,武帝所认可的只是打击卫氏外戚,但是江充和刘屈氂所期望的却是彻底消灭卫太子,正是这里的区别造成了卫太子的悲剧。

就此而言,巫蛊之祸是由于武帝晚年的迷信所引发,在武帝默许下对卫氏的攻击,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主要矛盾转变为江充、李氏外戚与卫太子一系的矛盾,其追求的目标也从打击外戚升级为彻底消灭太子党,情况脱离了武帝的控制,最终导致了卫太子的悲剧。

在这一过程中,唯一可以辨识的“政治集团”只有卫氏外戚和李氏外戚,尽管如此,皇权与外戚的关系,以及酷吏政治文化对于巫蛊事的催化作用,的确是武帝朝晚期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而对武帝而言,巫蛊之祸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卫太子拿起武器发动兵变,到了这一刻巫蛊之祸所有的性质都变了,此前所有的一切都可解释为武帝朝后期存在的种种政治矛盾,但是当卫太子拿起武器的那一刻,对于武帝而言,他就是在叛乱。

一切,都回不去了!

壶关三老对武帝的上疏情真意切,请求武帝“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然而武帝看过之后,却只是“书奏,天子感寤。”

即使有再多感悟,也已经回不了头了。

正是因为巫蛊之祸的结局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武帝对于太子的敌对势力采取了近乎疯狂的报复措施,韩说之子与江充、苏文全族被诛,捉拿太子的属吏和太守同样被族灭,莽通、莽何罗似乎意识到了武帝的报复,意图率先行刺,事败被诛,丞相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李广利妻子被捕,因此李广利仓促出击匈奴兵败后投降,后来在卫律的运作下被杀。

可是,即使如此,又能怎样呢?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修建思子宫看似是为了抚慰动荡的民心,但是在里面,却是这世上,最孤独的老人,不知道在听到皇曾孙尚存时,武帝会不会梦见许多年前,自己与太子嬉戏的情景,就像这世上,最普通的父子一样。

关键词: 巫蛊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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