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8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是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所编著名百科全书的12倍。它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堪称我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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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假借“靖难”之名，赶下了朱元璋长孙——建文帝，夺取政权，自立为帝，年号“永乐”，后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历史上称为“明成祖”，或“永乐帝”。明成祖为了获得民间百姓与朝中大臣们的认可，为了巩固政权，炫耀所谓的文治，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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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编纂之前，明成祖亲自定下纂修原则：“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纂修时又制定了削切详明而便于操作的凡例。解缙等奉谕，组织147人，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纲举目张，将自古以来至明初的各种典籍，一字不易，完全按原书整段、整篇乃至整部书编入相关事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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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所依据的书籍多为宋元时期的珍本秘籍，而且大多是宫廷内府的藏本，所以，即使是从文献学和版本学的角度衡量，《永乐大典》的精致与优秀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年十一月，全书编纂完成，被赐名为《文献大成》。当时，朱棣粗略地审看了所编新书，觉得还有不太完备的地方。于是，他下令再次重修。解缙只好领命，重组编撰力量，在文渊阁开馆重修。这次参加的人有正总裁3人，副总裁25人，纂修347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续送教授10人，办事官吏20人，总共2180人。这还不包括先后从事编辑的3000余人。规模之大，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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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五年（1407年），这部大书才算编纂完成，永乐皇帝朱棣审阅后十分满意，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序言，称之为“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当时，永乐皇帝本有刊印《永乐大典》的想法，只是因为所需费用太大，朝廷无力支持才只得作罢。不过，他下令从全国征调大批善于抄书的人，开始清抄，定下严格的质量检验规定并计日程功。按规定，《永乐大典》的内容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而成，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才抄写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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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的装帧及用纸都极为讲究。因为是抄本，抄本用纸不同于印刷，纸薄了就会洇墨。所以，《永乐大典》选用上等白宣纸，纸张较厚，其厚度近100微米，全书10000余册用纸整齐划一，这在我国汉文书籍史中是空前绝后的。

此外，《永乐大典》的装帧格式也非常统一，每册书长50.3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左右，万余册书总体积约合40立方米左右。每册书约30—50页不等，大致每二卷一册，也有一卷或三卷为一册的，这在世界书籍装帧史上也不失为一绝。板框为手工描制，红色，高35.7厘米，宽23.4厘米。《大典》书品宽大，板框距书背6.5厘米。中间距书背3厘米左右钉纸捻4个，距天地5—5.5厘米，各纸捻之间相距19—21厘米。每页又印有朱丝栏，每半页8行，大字占一行，注文等小字双行，每行2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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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为正楷抄写，纸墨微发古香。其书中，凡器物、山川、城池等绘有图形，全用白描手法，极为精致。征引书目、圈点及版心均为朱色，非常醒目。全书为包背装，书面硬裱，用粗黄布连脑包过，别具一格。

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大概就在这个时期，《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以后长期贮藏在宫城内的文楼。而《永乐大典》原稿则存放在南京文渊阁，明代中期毁于火。100多年过去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某日宫中失火，紫禁城三大殿都被大火烧毁，火势危及贮藏《永乐大典》的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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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是个好古礼文的皇帝，对《永乐大典》更像是宝贝一样殊爱着。时不时地，他还放上一二卷在自己的书几、案头以供翻阅。闻听宫中起火，危及文楼，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谕旨抢救《永乐大典》。火灾过去了，文楼未毁，《永乐大典》完好无损。但是，提心吊胆的嘉靖皇帝却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他想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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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天，嘉靖皇帝任命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其中，高拱、瞿景淳为总校官，张居正等10人为分校官，礼、吏二部特地主持“糊名考试”。整个《大典》的抄录工作组织严密，井然有序。先由校官物色善书儒生凡109人，分为10馆，严格按照永乐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按规定誊抄3页。每馆专设催纂收掌各2员。规章制度十分严密，誊写人员早出晚归，不得将《大典》私自携出，更不能雇人代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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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日必须查验抄录内容，如果发现差错，立即重写，直到完全正确为止。每册后须注明总校、分校、抄写、圈点人员姓名，以分清责任。《大典》抄录副本还必须无任何挖补、涂改痕迹。全部重录工作花了整整6年时间，于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大功告成。这创造了我国书籍编纂史上的一大奇迹。新抄副本也是《永乐大典》唯一的副本。副本抄录完成之后，先是存放在新落成的皇史宬，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又移贮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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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副本与永乐正本格式、装帧完全一致，质量也丝毫不亚于正本，堪称尽善尽美。

正本仍被存放在文楼。而无论《永乐大典》稿本、正本，还是副本，与历朝内府藏本一样，一直藏在皇宫内院，一般人根本无缘得见。《大典》正本修成后，只有嗜书的明孝宗曾检阅过，并曾命从《大典》中抄药方赐存太医院。此外，未见关于阅读刊用《大典》的记载。《大典》正本及其清抄前稿本的下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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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观点认为，正本可能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原藏南京文渊阁的稿本极有可能毁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宫中火灾，而移藏北京的正本则毁于明末李自成撤出北京前的纵火焚烧之中。也有人提出正本殉葬在永陵之中，以大约40立方米“庞然大物”殉葬，似乎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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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原稿、正本都已亡佚，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损失。其实，《大典》纂修清抄完成后不久，就有大臣建议刊刻，可惜建议没有被采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也上疏建议，分别颁给巡方御史各一种，让他们就出巡的时机带到各地分批刊印，这样，就可以利用地方财力，化整为零地刊行《大典》了。但是，这一颇具远见卓识的提议被当权者以“工费浩繁”而否决。

然而，正本、稿本的散失并不意味着《永乐大典》的厄运就已经结束。这部大典从出生开始，一直就与厄运相伴。《大典》的副本后来也逐渐地散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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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1662—1722年）年间，徐乾学等人已发现皇史宬里的《永乐大典》嘉靖副本（抄本）并非完整的一套。到了雍正时期，《大典》被转移到翰林院敬一亭。当时，著名学者李绂、全祖望等曾查阅、利用过《大典》，也发现存在残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高宗诏修四库全书，准备从《大典》中搜集佚书，就对《大典》进行全面清点，不料，发现《大典》已佚失1100余册，共2422卷。今天，当时的清点底册仍然存在，足以为证。当时，人们就已怀疑康熙年间开局修书时，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总裁官可能私自挟带有《大典》出宫，乾隆帝还曾下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派人到徐、王、高几家查问，并特别指出如果将《大典》完璧归赵，就不会追究私藏官物罪责。

此外，官府还曾明察暗访，但都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此事也只好不了了之。可以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大典》副本已经残缺了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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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开《四库全书》馆时，对《大典》的保管、提调比较重视。乾隆曾严令禁止馆臣携书外出。说起来，这项规定还得感谢盗书贼。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发生了一起《大典》失而复得的事件。当时，馆臣黄寿龄私携6册《大典》回家阅读，不慎被窃。乾隆闻讯，大为震怒，下令步军统领等严缉盗贼，限期破案。这样一来，书铺和废纸收购处顾忌到追查，也不敢收购，窃书贼根本无法将书脱手，只好在夜间将书放回御河桥畔。这几卷书这才失而复得。最后，乾隆罚黄寿龄三年俸禄，以表示对这“人间绝无仅有之书”——《大典》的爱惜与重视。但是四库开馆使《大典》的珍贵价值广为人知，觊觎它的人也越来越多。

之后，嘉庆年间也曾用过《大典》，保存似乎还不错。道光以后，由于翰苑词臣及负责保管官吏的监守自盗等原因，《大典》以惊人的速度亡佚。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时，《大典》仅存不足5000册。朝廷即使严刑逼问馆人，甚至致人毙命也无法查明失书的原因。官员们偷盗的手段非常机巧。他们早晨入院时，随身携带包一件绵马褂的包袱，大小约与两本《大典》相似，晚上出院，再将绵马褂穿身上，用包袱包上两本《大典》盗出，看守的自然毫不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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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大典》价值的人，也多是读书的人，甚至是只有学问极高的人才真正知道什么书最有价值。这样一来，读书人偷书似乎就不足为怪了。

即使只剩下不足半数的残本，《永乐大典》仍然没有逃离厄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皇家园林的杰作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同时，《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和《永乐大典》副本也惨遭劫掠和焚毁。英军劫走的《大典》非常之多，以致黄公度出使欧洲，国内文人相送之时，特意让他留意寻访，期盼着《大典》散本能够重返故国。这次兵燹应是《大典》一个世纪以来，从近万册锐减至半数的主要原因。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它已只剩800余册，不足原数的十分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导致了《大典》的另一场浩劫。当时翰林院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毗邻，是主战场之一。贮藏《大典》的敬一亭被毁，国宝《大典》甚至被侵略军当作砖块替代物，用来构筑工事和铺路，惨遭肆意践踏、毁弃和劫掠。八国联军走后，清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就曾在入侵联军的马槽下收集到《大典》数十册。

当然，也有一些贪婪的外国人深知《大典》的价值。他们趁火打劫，恣意拣选，抱之而奔。国家不幸，国宝不幸，国宝与国家的命运总是如此的紧密相关。当时，有一个英人莫里逊，就劫得《大典》6册，独立创办莫里逊文库，他死后，日本东洋文库从其妻子手中接收了这6册《大典》，以之作为镇库之宝。后又千方百计从中国人手中收购到《大典》数十册，成为海外收藏《大典》册数最多的单位。

经此一乱后，《大典》副本在清末时仅存60册，已名存实亡。目前，海内外公私所藏《大典》约有800余卷，400册左右，存世者不足嘉靖副本的4%，国宝流失与沦丧，这是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泯灭的痛。自清末开始，我国就一直在探寻这部伟大著作散失的踪迹。国家图书馆从1912年第一批《永乐大典》入藏到现在，已拥有221册，超过全球藏量的半数，居各处收藏的首位，这221册也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珍藏之一。

据统计，近年来世界各地陆续发现有《永乐大典》残本，目前，大约400册《永乐大典》残本散落在8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其中美国、日本和英国收藏最多。美国包括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和波士顿图书馆均有收藏，日本则有国会图书馆等8个单位和3个个人收藏。英国则有英国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进行收藏。而我国除国家图书馆外，目前只发现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有残本收藏。

今天，这些劫后余下的宝物都留有明显的历史伤疤。存世的《永乐大典》书页上多有焚余的痕迹，有的《永乐大典》书页上多有水渍，估计是当年灭火时所致。还有的是人为的撕裂，更有甚者，竟然把书页中心部分剪作鞋样。

每次想到《永乐大典》，想到那些明火执仗抢劫、毁坏的侵略者，想到那些明知《大典》价值，仍苦心偷盗的四库馆臣，想到那些为了些许钱财，而将国宝卖出国外的文物贩子，真不知道是历史有意的捉弄，还是上天在惩罚人类在知识和道德上的欠缺。

往者不可追，专家和学者们非常重视现有《大典》残卷的开发与利用。国家图书馆从2001年12月开始，已用特制宣纸套色印刷，分批出版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同时，也呼吁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拿出《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再版之用，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