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起源和形成于两汉，尤其是西汉的经学，存在系统性矛盾。但这个矛盾，在清朝之前，并未充分暴露，而清朝由于专做考据，于是就将这个系统性矛盾充分暴露了。对这个矛盾第一个进行系统性总结的，就是晚清的廖平。然后，他企图对这种系统性矛盾给出解释。很遗憾，他不仅没有能力解释，还因为曝光这个矛盾，而制造混乱，给经学带来巨大破坏，是经学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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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最先以今古文来归纳解释这个系统性矛盾，并进一步给出阴谋论的解释，就是王莽篡汉时，为寻找合法性，指使刘歆，伪造了古文五经。基于这些想法，廖平写了一本小书《今古学考》，并拿给康有为传阅。结果康有为偷偷将其扩写成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惨败和康有为的五经伪造说形成共振，中国对五经的学术信仰、信心轰然崩塌。

这个事还使得廖平和康有为之间出现了一场笔墨官司，康有为因为扩写廖平的关于今古文的文章，而暴得大名，成为顶流网红，这让廖平很不爽，指责其盗版和抄袭。康有为也是脸皮特别厚之人，对借鉴、抄袭廖平之事，闭口不提。

然后，廖平学生蒙文通，尊奉师命，继续对这个经学系统性矛盾之来源，进行解释。提出很有创见的 中国文化三系说。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本来有三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对同一事物，认知不同。不过，他的三系之划分，也很粗糙机械。基于这些观点，蒙文通写了一本小书《古史甄微》。

为何说蒙文通很有创见，他将经学中的矛盾，转化为一个文化冲突问题，或者说用文化冲突来解读经学的矛盾，这是一个突破。之所以说蒙文通又很粗糙、机械，因为他简单粗暴地认为，中国文明是由三个文化集团融合而成，这三个文化集团分别是：东方的儒家文化集团、北方的法家文化集团、南方的道家文化集团。

不过，这还意味着，他也在用文化的不同和冲突，来解释诸子百家的起源，各家间的观点不同，归因于文化的不同，也很有创见。

而且，蒙文通的中国文明由多个文化融合说，正在得到考古学的验证，也使得其成为现代考古学中的经典之作。现代考古学形成对中国文明的一个共识性观点就是，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由多个文化体系所融合而成的一个整体。

这样，蒙文通的工作，实际上也打通了现代考古学和传统经学之间的联系，让今古文问题转化成一个考古学问题。

概而言之，今古文问题的实质是，起于两汉的经学，存在系统性矛盾，对矛盾的产生原因，目前依然没有解决 ，尽管通过现代考古学的工作而取得重要进展。但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经学，而复兴经学的前提，就是要弄系统性矛盾的根源，并确定矛盾的哪一方为真。

因此，严格来说，今古文问题在清朝考据学前，甚至在晚清廖平前并不存在。因为在廖平前，并未充分发现经学中的系统性矛盾。

在西汉时期，这种经学矛盾体现在师法、家法之争。何为师法？在西汉初年，五经尚未真正的成为书，因为它们的很多内容依然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的形式而存在，尤其是传的部分，甚至一些经文也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师法就是这种口耳相传的师承，有师承，师承链条越长，说明你的知识就是越有历史，越靠谱，越权威。相反，没有师承、师法的知识，就是来路不明的，就不可信。

至于西汉初年五经为何没有成书，传统的主流说法是因为受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其实这是不对的。其真正的根源并不在秦始皇烧书，而是那时五经压根就没有充分文字化，传的部分依然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的形式而存在。这也和汉字的不成熟有关系。在前面关于汉字发展历史的文章中，我也提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五经的真正文字化、真正的成书就是在西汉发生的事，是西汉经学的核心内容。直至西汉末期，五经的文字化工作已经做的很充分了，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书。以至于朝廷开始设立用来藏书的图书馆，并委任专门的官员，去管理和整理这些图书。最著名的就是刘向、刘歆父子。

当有足够的书的时候，这时判断一项知识是否权威的方法就不是再靠师法传承了，而是靠有无文献证据，有文献证据者被视作可靠、权威。这就是所谓的考据学。因此，考据学在中国历史上是出现在两汉之际，其提出者就是专门管理整理图书的刘歆。

由于师法不同，而同一师门后来又分裂为不同的家，而滋生出所谓的家法，导致家法不同，这些不同的师法、家法，导致对同一段经文的解释完全不同，对同一项制度或历史事件的认知完全不同。使得经学就出现了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实际上刘歆就对这个问题很头痛。而解决这个问题要等到东汉。

东汉经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经学中的矛盾问题，当时并不认为是系统性矛盾，而只是认为是不同师法、家法的结果。其实，东汉最终也并未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使用折中、调和的手段，而完成形式上的统一，掩盖了问题和矛盾。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就是郑玄。

东汉对经学的统一，很像蒋介石对各路军阀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各大派系和矛盾依然在深层存在。

到了魏晋唐朝，佛家传入和兴盛，儒家经学成了二流学问，佛教才是一等。这导致唐朝的儒学实际就是延续东汉之学，没人再对其深层矛盾在意和深究。

到了宋明，更重理学，而轻经学，提出了四书五经，而且此时的主要任务是排斥佛老，即排斥佛教、道教，经学处于次等地位，因此也没有人再对其深层的矛盾进行深究。

到了清朝，情况突然一变，为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空疏，清儒决定重建经学，回归到孔孟原意，他们的方法就是考据。而考据的基本前提是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存在，而中国的文献，尤其是五经的文献，真正形成是在两汉，两汉之前无足够文献，于是清朝就将考据的重心放在两汉，要恢复汉学。

于是，清朝的考据学也直接叫“汉学”。也就是说，中国经学史上存在两个汉学，一个是两汉的真实的汉学，一个是清儒所考据出来的汉学，即清学。

当清朝专门对汉学进行考据考证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意外地发现了五经系统中存在着系统性矛盾。更准确地说，是清儒的考据将东汉郑玄们企图折中掩盖的问题更清晰地曝光了。

晚清的廖平首先对这一系统性矛盾进行归纳，并试图解释，最初就是用今古文来解释这一系统性矛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做。

那么经学中的系统性矛盾究竟如何产生，我现在的观点是，受当时西方文化的冲击所致。这是在蒙文通的观点上再进一步，同时也是基于考据学证据的，即将不同的文化不再局限于中国内部，而是外传的，外传自当时的西方。

这样就将今古文问题，即经学中矛盾问题，以及诸子百家问题，转化为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即中西问题。

这是我一直认为法家、阴阳家是西传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些新思想被引入到经学中，对传统的历史给出新的解释，而这些新解释与传统解释背离。但是，这些新解释和传统解释在经学中是并存的，于是就形成系统性矛盾。

今古文问题实际上是经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西汉时期经学中就存在系统性的伪经、伪学、伪史，但普通人对这个问题了解不多。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说明，以及XX老师的两篇文章，看看谁对这个问题说的更透彻。

我并非简单要与XX在学问上较个高低，而是让大家知道传统经学中这个系统性矛盾的存在，即今古文问题的存在，然后去解决它。其实质也是，我们的传统经学中存在和被混入伪学的问题，现在需要将伪学识别出来，并剔除剥离，回归经学本真。也是一个辩伪问题。此事体大，非为个人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