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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里肆虐的疫情:建安七子几遭“团灭”,诗圣医圣深受其害
2022-12-23 19:33:15 来源: 大河报、梦千卉

中原地区最早发生的瘟疫,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3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就已经有了瘟疫的记载。

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在河大“开学第一课”分享《历史视角看瘟疫》时说,甲骨文中有“虫、蛊、疟疾、疾年”这些文字的记载,特别是“疠”字,“就是把疾病的‘病’,里边的甲乙丙丁的‘丙’去掉,换上一个百千万的‘万’。这个字在中国古代文字学中间,是指瘟疫的”。“疠”字还出现在了《尚书》《山海经》《左传》中。


(资料图)

《山海经》其卷五《中山经·中次四经》,对于瘟疫的描绘有着传奇色彩:“又东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桢木。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 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可见,当时人们对瘟疫的发生原因并不明晰。

东汉大疫,“建安七子”一朝凋零

古代关于瘟疫留下记载最多的,是从汉朝开始。根据《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两汉仅中原地区就爆发瘟疫20次,平均下来,每22年中原就爆发一次瘟疫,频率之高,可见一斑。而东汉更是多大疫,洛阳则是重灾区,史料上有记载的东汉洛阳瘟疫就有16次之多。

为何是洛阳频发瘟疫呢?有说法称,洛阳作为帝都,繁华无比,西域东瀛北狄南蛮都会来洛阳朝贡贸易,人多了病毒来源广了,而病毒跨省甚至跨国到洛阳,洛阳人没有抗体自然容易染病。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写道:“1世纪末出现的大疫,死人无数,其来源可能是西边丝绸之路上的军队将疾病带入中国。同一时期,罗马也有安东尼大疫,也是由在东边与安息作战后回去的军队将疾病带入环地中海地区。一东一西,两大疾疫,是否为同一病症,难以考证。”当然,频繁战乱造成大量百姓亡逝,大兴土木造成的生态破坏,也应是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

东汉大疫不断,南阳张仲景著就了《伤寒杂病论》,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张仲景也被尊为医圣。《伤寒杂病论》中有这样的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当时瘟疫影响之广,破坏之大。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中原地区再次被一场瘟疫席卷。曹操的爱子曹植在《说疫气》这样描述了当时的遭遇。

《说疫气》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享誉文学史的“建安七子”便是在这次瘟疫中,惨遭“团灭”。除了孔融和阮瑀是在此之前离世外,其他五位诗人均未逃离瘟疫的魔爪,陈琳、刘桢、徐幹、应玚死在河北,王粲死在安徽。

“建安七子”一朝凋零,令人伤感。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难掩悲恸,“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表兄逝于瘟疫,是杜甫一生之痛

到了唐代,瘟疫依旧未能放过洛阳。生于巩义的杜甫,幼年母亲去世,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杜甫被寄养在位于洛阳建春门内的姑母家中。不仅姑母对他疼爱有加,表兄也与杜甫作伴玩耍,一家人其乐融融。

不料,时疫突然横行洛阳,杜甫与表兄双双染病。姑母寻方问药,心急如焚,后来有巫医指点,靠房柱东南侧睡觉就可能痊愈。姑母念及侄子可怜,便将原本睡在房柱东南侧的儿子与杜甫调换。时隔不久,杜甫奇迹般地痊愈,而姑母的亲生儿子却在瘟疫中不幸死去。

成年后的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一文中忆及此事,悲泣难已。他还有一首诗,记述了自己患病的经历。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唐·杜甫

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沈年苦无健。

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杜甫生活的中唐,瘟疫较为频繁。后来,杜甫还曾患间日疟(疟疾的一种),每隔一天就发作一次。苦不堪言的他作诗道:“三年犹疟疾,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不仅如此,在他流落同谷县时,妻儿也染病,求医无果之际,杜甫汲取泉水煮药给儿子喝,竟然痊愈。现在来看,其子所染瘟疫很可能是通过水源传播。

在唐朝,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是普通老百姓的高发疾病。唐永淳元年(682年),唐朝关中地区爆发大瘟疫,从陕西到洛阳,死于瘟疫的人不可胜数,死者枕籍于路。武则天时期,朝廷还设专使管理疫情的变化。唐朝,还在佛教寺院设立“病坊”用于隔离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

从韩愈的《谴疟鬼》中,还能一窥当时驱邪避鬼消除瘟疫的方法:“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由此可见,当时是医巫并用,既有医师用中草药,也有巫师用咒语桃符。

《水浒传》的开场,实为元末瘟疫  

许多民间防治瘟疫的习俗世代流传。宋朝时,民间还相信,过年时喝一种屠苏酒,对人有益,可以驱除瘟疫。曾在汝州任职的苏轼弟弟苏辙,就写过《除日》:“年年最後饮屠酥,不觉年来七十余。十二春秋新罢讲,五千道德适亲书。木经霜雪根无蠹,船出风波载本虚。自怪多年客箕颍,每因吾党赋归欤。”

关于宋朝瘟疫,许多人印象最深的是,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由瘟疫开篇,引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降临凡间”。其引首写到:“嘉佑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无其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说的是,汴京开封军队和百姓伤亡大半,开封府尹包拯捐出自己的俸禄,开药救治感染的民众,可惜救治不住,疫情愈演愈烈。

事实上,宋仁宗嘉佑三年并无大瘟疫,《水浒传》里的这场瘟疫可以说是作者施耐庵的虚构。不过,分析施耐庵的生平,他应该经历过1331年的元末大瘟疫,瘟疫席卷中原大地,连元大都也未能幸免。时逢元末大乱,他将自己亲历的大瘟疫,移花接木挪到宋代,倒有可能。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朝诗人于谦,以一首《石灰吟》留名青史。很多人不知道,于谦还曾和延津结下过不解之缘。

于谦在河南、山西巡抚期间,体察民情,减负济困,深受百姓爱戴。由于水、旱、瘟疫、蝗灾连年不断,给延津及周边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于谦曾多次来到延津县查看民情灾情,并写下一首五言诗《延津县》:县治萧条甚,疲民疫病多。可怜官失职,况是岁伤和。空廪全无积,荒田更起科。抚安才智短,独立奈愁何。

来源:大河报、梦千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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