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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提倡忠孝节义，并不提倡发明创造。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情况呢？

可以说，中国古代大多数封建国家都提倡忠孝节义。忠孝节义是内敛的，并不具备很大的对外扩张性，具备很多温文尔雅的特性，同时具备可靠的稳定性。于是，忠孝节义成了国君们提倡风俗道德，甚至是治理国家的不二法门。

老百姓要忠于国君，而不一定忠于自己内心。做一个国家的国民，就要忠于一个国家的君主，甚至要“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就是国君腐败无能，致使国家经济凋敝了，也不能反对国君，更不能叛国，即便“国破山河在”，也要做“不食周粟”伯夷和叔齐。忠于国君就不会叛乱，甚至要做一辈子奴隶。要是全天下的人都忠于国君，还会有谁整天想着叛乱呢？儒家讲究“修齐治平”，要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忠君还不行，修身的目的是让家庭和睦，再追求功名利禄，“治国平天下”。要让家庭和睦，就要提倡孝道。孝顺长辈，不仅是提倡好的风俗需要，更是给下一辈做出榜样。即便有人资质平平，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只是因为在乡里非常孝顺，就会被皇帝赐予“孝廉”的官职，不管有没有俸禄，对于当时受到官本位影响的人们，无疑是一种大的刺激。于是，很多人都要做孝廉，毕竟做孝廉比较简单。如此一来，民间就出现了很多假孝顺的闹剧。实际上，孝廉是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本意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孝顺都能造假，是因为有官位在吸引着人们。孝顺可以引申为忠君，和忠君是里外引申的关系。孝顺父母，也就忠于君主了。实际上只是让人们安安心心做奴隶。

国君提倡气节，是要人们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能随便放弃人格，要誓死捍卫自己的人格独立精神，也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要前仆后继。这种思想当然没错，只是很多人囿于认知的局限，错把偏见当成气节，把维护腐朽的王朝当成气节，而在官场混的时候，贪污腐化就不再提气节了。如此一来，气节就是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是一种说法，等到用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而等到不用的时候，“弃之如敝屣”，一点都不可惜。一方面提倡气节，一方面却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不是两种截然相同的说法？验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气节还不如一个馒头值钱，只不过被一些权贵们拿来利用罢了，就显得值钱了。

至于义的提倡，似乎来源于孟子的学说，孟子提倡“义”，甚至要在必要的时候“舍生取义”。大部分人都达不到那样的标准，也不会被孟子洗脑。国君提倡义，要人们讲义气，还要讲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有了浩然正气，就会产生大义。人们只听说过大义灭亲，却没听说过大义灭国。亲的力量比较薄弱，可以被一些提倡所谓大义的人灭掉，而国家就不是那么容易被灭掉了。国君即便是个昏庸无道的人，别人也无从干预，对政权无从置喙。即便有一些推翻国君的起义，重新写了历史，也只能把这种举动称为义举了。没有什么比推翻无道昏君，给人们自由更深得民心的了。于是，人们开始美化这种举动，不过，要是起义被镇压了，话语权就不在起义者手里了，而是皇帝把持话语权，把他们定义为盗匪、流民等。也就是说，究竟是义与不义，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而是当权者说了算。哪怕当权者换了人，也一样拥有对义的定义权。

忠孝节义都是国家内部的道德，具备一定的稳定性，毕竟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需要“牧民”，让人们安安心心生活，同时要让社会风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科学发明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不讲究政治和道德属性，不然就没有枪炮发明出来了。枪炮本身是杀人的利器，本身就是违背道德的，具备很大的不可控性。枪炮可以被己方利用，也可以被敌方利用。不管以什么理由发动战争，都会造成生民涂炭的局面。于是，人们对枪炮充满敬畏，但并不能阻止带有高科技成分的枪炮产生。于是，在国君眼里，发明创造是不可靠的，甚至具备颠覆性。要是在封建王朝发明了非常厉害的枪炮就有可能推翻皇权统治，另立山头。而国君恰恰惧怕这样的发明创造，也惧怕有些人专门搞这些发明创造。借用现在的一句话就是，东西是好东西，就怕落入了别有用心的人手里。

国君不重视发明创造，甚至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发明创造具备更大的不可控性，虽然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国家被国君统治，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何必非得改变呢？也就是说，国君不想改变，因为改变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容易把江山给变丢了，还不如躺在体制的温柔乡里享受美好生活呢。于是，不管是谁做皇帝，都要提倡忠孝节义，却不提倡发明创造，而老百姓一如既往地生活贫穷，还大多不识字，过着土里刨食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