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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岭南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囿于五岭阻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远落后于中原和江南，被称为“南蛮”，百越遗风被视为“蛮风”。秦统一岭南以后，中原正统文物、典章、风教逐渐南被。但是，在明代以前，岭南社会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岭表”“岭外”的地域社会。历史人类学家研究表明，远古岭南基层社会控制在许多方面还是借助于百越民族原有的资源，如族亲血缘关系、原始宗教鬼神祭祀等。岭南人被视为不奉中原正统礼教的“化外之民”，民间“好淫祀、信巫现、尚鬼神”风气特浓，从汉至明代的正史记述不绝于书。所谓“淫祀”就是“祭不在典”——祭祀不被国家祀典认可的神灵。

明太祖在建立明朝的当年进取广东，次年颁行“诏定天下版籍”——编制里甲户籍。这是把原先号称“岭外”“岭表”的岭南地域社会纳入明王朝国家控制体系之中的重大举措。但是，把原先“不入国家版籍”的岭南“化外之民”编入户籍，是一个势在必行而又进展艰难的过程，其间粤西少数民族的反抗最为激烈。例如在传说中的龙母故里藤县，就发生了旷日持久的“瑶乱”，以至朝廷发兵“进剿”。明初龙母“灵迹”的传说开始集中在对明朝政令和军事的支持上，早在洪武年间就得到了朝廷的“敕封”。龙母的这段历史，其实为后来岭南民间信仰文化的“正统化”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明中叶，随着全国经济高涨和珠江三角洲的开发，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迅速追步江南，文教事业也发展起来，造就了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精英阶层，“彬彬乎有邹鲁之风”。岭南社会一方面迅速向中原正统文明趋齐，风俗发生“丕变”,“庶几乎中州”;另一方面，岭南固有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正统文明发生激烈的冲突，政府官员开始“毁淫祀”——捣毁不合乎祀典规范的“淫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激烈。明正统年间，顺德县令吴廷举在龙江一地就毁去神庙800多所。嘉靖初魏校督学广东，又在全粤掀起一次“毁淫祀”高潮，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但是，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作为岭南土神的龙母在历次“反淫祀”中都安然无恙。岭南人在文化精英引领下，做出机敏的反应，掀起一场被现代学者所指称的岭南地方神灵的“正统化过程”:一方面按照国家立祀典的原则（如以劳定国、御灾捍患)，对岭南地方神灵神迹加以改造，使之合符正统祭祀的范型;另一方面大力兴建国家祀典认可的正统神祇，营造合符祀典规范的祭祀空间。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岭南地方神灵的“正统化”是岭南民间信仰文化的一大创造。它使原本游离于“正统”文明之外的岭南民间诸神和信仰体系迅速得到国家的认可，继续发挥社会、政治、文化功能，对岭南的发展造成深刻的影响。其中龙母的“正统化”有着特殊的意义。龙母信仰源远流长，是岭南百越民族的原始信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民间有许多历朝表彰龙母的传说，但是龙母始终是一个岭南地方土神，她之所以地位提升并.跻身“正统”系列，是由于与时俱变，把握住了岭南社会剧变的机遇。

龙母信仰的率先“正统化”，使其信仰群体和祭祀圈迅速扩展，从粤西的地方土神走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走向岭南，走向世界。笔者在此只是披露部分收集的田野资料，即可见它在珠江三角洲的心腹地带造成的深刻影响。珠江三角洲民间最显眼的传统摆设，就是当厅的神台和神牌，如图1～图3所示。

从以上标本来看,这是朝廷“祀典”正神与经过“正统化处理”的岭南民间神的混合。这些神是一个地域的“标准神灵”，龙母从一个粤西土神跻身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的“标准神灵”，得到当地信众的拥戴，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

龙江在明清两代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财大气粗，有“两龙（龙山、龙江)不认顺”的说法。在旧时龙江，每年正月就把龙母等五尊大神抬出来“行街”。笔者参加了2008年龙江的“菩萨行街”，其行街路线，反映了龙江沙田当年的开发序列。

龙江沙田先后开发的五个“社”，分别崇拜五个大神，龙母就是西华社的大神。龙江沙田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目前唯有龙母“健在”，其他大神都“作古”了。从今天西华社龙母庙香火鼎盛和历史上经济社会发达的情况来看，她在当地发挥的功能是颇值得注意的。明中叶以降，岭南民间信仰对岭南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进程中。这些问题涉及很大的研究范域，由于本篇只是发言提纲，未能展开论述，只能就顺德龙江的龙母信仰讲几句。至于她遍及海内外的传播范围和其他社会功能，且待今后就教于各方专家。

本文摘自陈忠烈《悦城水口龙母娘娘——岭南民间信仰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