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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起点不是黄帝而是伏羲
2022-12-19 16:26:44 来源: 腾讯网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下五千年”,是现代很流行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认知 ,其实这样的历史观念是在民国时期所形成和构建,属于民国伪史范畴,是对中国历史的扭曲,也是需要打倒和纠正的。


【资料图】

当说中国历史有五千年时,其实是把历史的起点放在黄帝。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框架中,黄帝只是中国历史新阶段的开始,而非起点。起点在哪儿,在伏羲,至少比黄帝还要早5000年。这样中国历史就至少有一万年。

其实,即便是五千年,和西方比也是超过他们很多了,够长的了。但是研究历史,并非为在长度上压倒西方,并非追求一种民族虚荣,而是求得中国文化的真实。但把源头放在黄帝,就无法看清中国文化的真实,也就无法真正完成文化复兴。

民国时之所以构建出、虚构出一个以黄帝为起点的五千年史观,其实也是一种在当时文化崩溃的背景下,寻找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努力。既然西方的历史框架和纪年是以耶稣起点,那么中国也应该构建一类似的历史和纪年框架,那么这个起点选在哪儿?选来选去,认为黄帝比较合适。《史记》就是是黄帝开始说起,而且黄帝比耶稣古老地多。

也就是说,以黄帝为起点的历史框架的形成,实际上也是受到西式的基督教历史框架影响的结果,用西式的史观去重新构造中国历史的结果,包含着对中国历史的扭曲。这一层意思被普遍忽略了。

在这种扭曲中,导致的长度缩短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将传统的退步式循环史观,改造成进化的直线史观。在传统的了历史认知中,历史是退化的和循环的,而在新历史认知中,历史则是沿直线进化的。

基督教史观,之所以认为历史是直线式进化的,和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基本文化事实有关: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由旧约犹太教到新约基督教,的确是不断进化的。基于这些事实,又形成其历史的演进是受上帝意志支配的神学式“历史哲学”。

在基督教史观中,人是历史的绝对服从者,因为历史是神的意志、上帝的意志的展开,而人也是神的意志的绝对服从者。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之所以认为,历史是退化的、循环的,因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法家、道家、儒家在其他方面分歧巨大,但在一个方面却高度一致,就是文明初期的上古时代是一个理想时代,后来的历史反而才退步。或者简单地,都支持历史退化论,和基督教史观是截然相反。

同时,在中国的传统史观中,时间的流逝是没有意义的,社会不会随时间的流逝、积累而进步,所以其历史观也是循环式的。表现在纪年上,就是循环式纪年,而非直线式积累的。基督教的公元纪年,就是一种直线积累式纪年。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是不存在支配历史的模式的,没有什么历史哲学、历史规律,历史不是受哲学概念、上帝意志、历史规律支配,是很自由散漫的。这是一种“春秋大义”式的义理史观、人心史观,历史是义理和人心的展开。

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的史观中,历史本身不具备独立性,生活其中的人,才具备独立性。历史的模式就是人的生活的模式,是人心的自由展开。

一旦,历史拥有独立模式,历史哲学也好,上帝意志也好,历史规律也罢,就意味着生活于其中的人,必须接受这种历史模式的禁锢和奴役。这就是中国传统无模式历史观和西方有模式历史观的根本差异所在。

现在有些文化民主主义者们,认为公元纪年,即以耶稣为坐标原点的直线纪年是西化的,要改成黄帝纪年。认为把耶稣换成黄帝,就是去西化了。这极其幼稚可笑。其实公元纪年的西化之处,不仅表现在以耶稣为坐标原点上,更在于这种直线积累式的纪年方式上,它代表着一种有模式的西方历史观。要打破的不是以耶稣为坐标原点,而是整套的直线式的纪年方式,尤其是它所代表的有模式的西方历史观。

中国传统的古代历史框架是:三皇五帝到三代。三代就是夏商周三代,三代之前是三皇五帝。在三皇五帝中,又分为三皇阶段和五帝阶段。黄帝是五帝的开始,五帝的第一帝。以黄帝为起点,就意味着把整个的三皇阶段给删掉了。

显然,民国选用以黄帝为坐标原点的直线纪年,虚构“华夏五千年”式的史观,是两方面影响的结果。一个方面,是西方历史观、纪年观的影响,这个前面交代过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司马迁《史记》的误导,因为他是以《五帝本纪》开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就真的认为中国历史是从黄帝开始,而只是从写作的技术上考虑,因为黄帝之前的历史材料太少了,没法写。司马迁也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历史起源于伏羲时代,太在前面的《太史公序》里还特意指出这一点“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司马迁的这种致命疏漏和删减,也让后来的史家不满。所以唐朝的史家司马贞干脆补写了一篇《三皇本纪》。

民国后,出现一种观点认为,“三皇五帝”都是传说,是根据阴阳思想的“三、五”之数构造的,并非信史。事实上以黄帝为始点的“五千年说”的兴起,本身就是“三皇五帝”框架崩溃和结果和证据。

以邹衍为代表的战国阴阳派崇尚三五的思想,的确影响了“三皇五帝”框架的形成,但这决不能说,“三皇五帝”框架起源于战国阴阳派。伏羲、神农作为三皇中的最主要的两皇,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一直存在,是随着易经一起而被记忆的。

事实上,伏羲和神农,并非是两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圣王,而是两种文化形态,两个时代和阶段。神农就是农业出现,即中国文明开始进入农业阶段。伏羲则是易经的出现、义理的出现。这是中国文明的创始阶段。中国文明是义理文明,义理是中国文明的内核,文明的出现的标志,就是义理的出现。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漫长的三皇时期,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最纯粹、纯真时期,那时没有战争、没有宗教、没有政府,这些都是五帝之后才有的,而且是外来的。是一个“上古结绳而治”的纯粹的义理时代。

伏羲时代在神农之前,即在农业之前,尚是无农业的野生粮食采集时代。根据现代考古学证据,至少在10000年之前。因为农业出现于10000年前,也是神农时代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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