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医学上的“防病重于治病”一说一样，不使局势失控的根本途径，不在于费尽心思地去处理问题，而在于防患于未然。因此，管理者需要用一些手段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到某个下属手中，或形成小圈子。历史上留给今天“隔离、牵制”的手段，便是解决问题的很好选择。

（1）迁徙豪富和贵族

(资料图)

周公征讨武庚叛乱之时，将殷朝“顽民”，迁到洛阳去，是让有反抗情绪的原京都殷民，远离周朝京都。离政治中心越远，其危害政权的势力越小。

汉高祖刘邦，在打下江山之后，害怕原六国贵族兴风作浪，便下令将他们迁往关中，让他们离开他们的基地。脱离了有熟人关系的乡土，就很难组织起大的反抗力量，确保了汉朝的稳定。

（2）频繁调动军事将领

朱熹说过：“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

历代君主对于兵权，常采用各种隔离和牵制权术，以防止军队发生哗变。

中唐以后，在军事上设置枢密使，掌管全国军队的招募、训练、供给和调动等，但没有用兵权，不能统率军队出征，而统率军队出征的将领又无权招募和调动军队。这样，就可以避免将领擅自调军造反。

五代各朝还实行将兵与家属分离的办法以此制约兵将造反。因为家属在皇帝的势力控制之中，相当于变相的人质。

五代时，帝王还用频繁调动节镇统帅的手段，不让一个将帅在一地一军中呆得太久，以防其培植党羽，形成朋党。你到某地某军中刚刚培植起一批党羽，皇上又将你调往另一地另一军，而不准随带多个部下，这样就很难形成反对势力。例如，后唐的张温，在庄宗、明宗两朝，曾做过几个地区的刺史、节度使。

久任，是形成将相私人势力的重要条件。因此，北宋时，规定各级地方官由朝廷派遣文臣出任，原则上3年一任，到期就要更换。

许多封建王朝还规定了地方官的“回避制度”，即地方官不能用当地人担任，中央任命的地方官不能在本籍当官。以防止他们在本乡本土中形成私人势力。

袁世凯组建北洋新军，培养将士对他的感情，让将士只知有袁大人，而不知有大清朝。然而他对自己属下的统制（师长）却经常调来调去，以防止部下形成下一级的朋党系统。例如，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虽然号称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但也被袁世凯调来调去，先后担任过第三、第四、第六等镇的统制。

实际上，时代虽有不同，权力领域也各有其特点，但其道理却是相通的。在职场现实中，你可以使用各种理由将下属，尤其是能力出众，有可能形成权力网的部下在各个岗位上调动，你可以将其平级调动到各个部门，也可能使用明升暗降的措施，以防出现不平衡的隐患。

（3）分权而治，彼此牵制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的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取得霸业后的齐桓公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而是将国事都交给他十分信任的管仲来处理。

有一天，齐桓公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寡人想授予管仲更大的权力，现在寡人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同意的站到左边，不同意的站到右边。”说完，群臣分为两派，但是唯有东郭牙站在正中间，既不往右，也不往左。

齐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先生为何站在中间？难道你有别的想法吗？”

东郭牙说：“请问大王，以管仲的智谋可以谋划天下大事吗？”

齐桓公说：“当然能。”

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

齐桓公回答：“当然能。”

东郭牙说：“既然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大事，决断又足以干大事，那么大王现在将国家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大王的威势来治理国家，难道大王不感到王位受到威胁吗？”

齐桓公听完，冷汗如雨，方才恍然醒悟，对东郭牙说：“先生说得很对。”于是，便不再将所有的权力都交给管仲，而是让隰朋掌管内政，让管仲掌管外交，分权而治，彼此牵制。

权力没有监督和制衡就会泛滥。所以，管理者就必须用不同部门、不同位置之间的监督和制衡作用让下属自相约束。毕竟，以管理者的一双眼睛、一个人的精力不可能包办一切。而且监督、制衡机制的完善，也是人类自我管理制度的一大进步。在企业中，你还可以将管理、财务等工作分开，使权力分散，彼此监督、牵制，这样局面失控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