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南明战神李定国》系列连载NO.1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当时绝大部分中华大地的统治权，定都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

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尚、乞丐，到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这一路的艰辛，相信只有朱元璋本人才是最清楚的。为了使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帝国能够长治久安，朱元璋在三十年的皇帝生涯里励精图治，制定了无数他认为有助于管理帝国的法令和制度。他相信，后世子孙只要按照他制定的规章和制度去执行，就必定能够实现当年秦始皇嬴政所说的“二世、三世乃至千世、万世”的梦想。

(相关资料图)

可惜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梦想不过是朱元璋的一厢情愿。他所制定的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体系后来逐渐偏离了他的预定轨道，明朝也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在经历了前中期的发展和繁荣之后，开始由盛转衰。

而这个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应该要追溯到明朝的第九任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万历皇帝。（《明史·神宗本纪》：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朱翊钧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这48年，恰恰是明朝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阶段。

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和发展，在帝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扩大，大明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然而，小农经济的封闭式思维与历朝历代长期践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又与这些新鲜事物格格不入。如此尖锐的矛盾，可不是年仅10岁就即位为帝的朱翊钧能够解决的。

好在，在前10年的皇帝生涯里，他有张居正。

从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对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府的面貌焕然一新，帝国的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朱翊钧开始亲政。事实证明，没有张居正的约束和管教，朱翊钧亲政的表现极其差劲。他开始沉迷酒色，不思进取，竟然近30年不上朝理政（实为28年），创造了中国古代皇帝的“光辉”记录！

皇帝既然都是这个德行，底下的官员自然是上行下效，结果就是整个朝廷几乎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干实事的人凤毛麟角，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之徒多如牛毛。

万历三大征使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朱翊钧为了敛财，开始到处搜刮，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

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抢夺财富，宦官又在当地横行霸道，老百姓深受其害。

万历之后的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就因为误食红丸而丧命。之后的明熹宗朱由校对朝政完全不感兴趣，却立志成为大明帝国最优秀的木匠，朝政大权被委任给了死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不负众望”地带着阉党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积攒的诸如政治腐败、土地集中、财政赤字、苛捐杂税、军纪败坏等问题最后统统压在了一个人的肩上，这个人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

朱由检是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可以发现，朱由检确实是一心想当个好皇帝的。可惜他投胎选错了时间，等到他当皇帝的时候，大明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苦命的崇祯皇帝将亲眼见证他祖宗朱元璋建立的这个帝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

崇祯元年（1628），陕北民变。

民变，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的农民起义。我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农民起义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特产，西方世界也有。

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却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找不到一丁点类似的地方。

首先是规模和次数问题。西方国家的农民起义不仅次数不多，规模也普遍不大。这当中，也就是14世纪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英国的沃特·泰勒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屈指可数的几次勉强能算得上是欧洲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了。

相比而言，中国的农民起义就频繁多了，别的且不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其历史不过才两百多年，然而史书中记载的农民起义就超过了三百次，平均下来，一年都不止一次。

至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那就更是老少皆知了：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红巾黄巾、宋江方腊、白莲教天理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了，也包括本书中将要上场的两位明末的大佬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

其次是动机问题。中世纪的西欧国家，一般都实行“领主分封制”，农民隶属于贵族，他们对贵族尽义务，贵族再对国王尽义务，农民对国王并没有直接的义务。所以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民和贵族之间，国王反而经常处于居中调停的地位。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农民起义的使命却是为了改朝换代。自秦朝以后，官僚体制代替了贵族体制，欧洲贵族有自己的领地和附庸，中国的官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作为“朝廷命官”，他们就是皇帝的代表。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过是实力不够的表现，一旦实力足够，就变成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中的李逵同志，其经典语录之一便是“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最后是破坏力问题。西欧的农民起义一般破坏力不大，当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国王往往就会站出来调停。在国王的主持下，农民与贵族开始坐在谈判桌前开始谈判。

西欧的王权根本无法与中国的皇权相比，西欧的王权是极其脆弱的，国王甚至需要依靠农民的力量来制衡贵族，所以谈判的结果通常是农民取得胜利。起义爆发以后，通常能够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结束。

中国农民却没有西欧农民那么好的待遇，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控制下，农民别说联合起来表达诉求了，就连搞个民间自发组织都极其困难。到了清朝，甚至发展到了相当夸张的地步，百姓之间结拜为兄弟居然都成了犯罪。

指望像包拯、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倒也不是不行，可是这样的封建官僚又能有几个？至于影视剧里拦轿喊冤、进京告御状之类的套路，不仅难度巨大，而且成功率极低，根本不具备普遍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中国农民长久以来被压榨得太狠，又往往习惯了逆来顺受，所以当他们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时候，其破坏力必然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说农民起义就算是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农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革命的阶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农民恰恰是古代世界最能吃苦、最能忍耐、最能承受社会不公的一群人。

所以，我的结论是：当忍耐换来的只是无休无止地得寸进尺，而且就连最起码的生存都无法保证，唯一剩下的选择，只有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