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好友爱新觉罗•敦诚曾作有一首《寄怀曹雪芹（霑）》（此诗被收入敦诚的诗集《四松堂集》中）。在这首诗的第七句，敦诚写道：“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在这句诗侧，又有一条夹注云：“时余在喜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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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敦诚之兄长爱新觉罗•敦敏《敬亭小传》记载，敦诚曾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随先大人（敦敏、敦诚的父亲瑚玐）榷山海，住喜峰口”。因此，有关敦诚此句诗的意思，一般理解为：其时随父在喜峰口作税务官的敦诚，因为思念好友曹雪芹而不能相见，是以用“蓟门落日松亭”指代曹雪芹位于北京西郊的居所，怀念当初二人在彼处对饮高歌的情景。

此外，还有人认为，所谓“蓟门落日松亭”很可能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因此，这句诗的意思应该为，如今身在喜峰口的敦诚每当忆及曹雪芹时，便回想起以往自己在京城之时，亦会常常登上“蓟门烟树”处的土丘，向西郊眺望曹雪芹之栖身所在，遥寄思念。

纵观上述两种观点，均认为“蓟门和松亭”的地点就在北京，只是一个是曹雪芹的居处，一个是离皇城根儿不远的“蓟门烟树”。

将“蓟门烟树”作为京城一景最早始于元代，其时被称为“蓟门飞雨”，后来才改为“蓟门烟树”。关于“蓟门”和“蓟门烟树”之所在，在明代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有清楚的说明：“蓟丘，在县西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即古蓟门也。旧有楼台并废，止存二土阜，旁多林木，翳郁苍翠，为京师八景之一，名曰‘蓟门烟树’。”

至清代，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将“蓟门烟树”御题树碑，立于蓟丘。此碑于今尚在，位于今海淀区东升乡黄亭子社区的元大都城墙遗址处，碑阳为乾隆皇帝手书“蓟门烟树”四字，碑阴为乾隆皇帝御题七律一首：“十里轻杨烟扬浮，蓟门指点认荒邱。青帘贳酒于何少？黄土埋人即渐稠。牵客未能留远别，听鹂谁解作清游？梵钟欲醒红尘梦，断续常飘云外楼。”

不过，从上述乾隆御题诗中的“蓟门指点认荒邱”可见，有关“蓟门”和“蓟门烟树”之所在，乾隆皇帝亦是循迹考古而至，蓟丘是否便是“蓟门”之真正所在，起码在清代乾隆十五年之前并无定论。

因为北京从古至今并无一座城门被称为“蓟门”，所以蓟门究竟在何方，不仅在乾隆初年并无公认之定所，时至今日，亦有专家考证认为，其具体位置并非在蓟丘，而在今宣武门外大街西侧一带。

说过了燕京八景中的“蓟门”，我们再回头来考究一下敦诚诗句中的“蓟门”，其到底是泛指京畿，还是专指蓟丘，抑或上述地点均非敦诚所指呢？既然敦诚在诗注中，特意提到了其时他在“喜峰口”，因此我们不妨先来一探喜峰口之究竟。

在清代以前，自西周开始，长城均为雄踞中原各国北拒夷狄的最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因此喜峰口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在北患不断的明代，沿长城设立九个边防区，以加强防御。《明史·兵志》说：“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是为九边。”在这个九个边防区的中心皆叫镇，其中蓟州镇在今迁西县西北三屯营。

而位于今河北省迁西县和宽城县交界处的喜峰口，作为长城的一个关口，居于九边重镇之一的“蓟州镇”的防戍范围内，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更被称为“蓟镇重地”。

尽管至清代，对于从北方入关并统一全国的满族政权而言，蓟镇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战略意义，最终于顺治四年被裁撤。但是在清军入关之前，蓟镇和喜峰口作为京畿关防大门，是明军倾力把守、清军倾力攻克的战略要地，应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不为人所知的是，这个在清代以“喜峰口”著称的长城关口和蓟镇重地，最早的称呼其实是“松亭关”。据记载，松亭关之关防设置最早始自汉代，在唐代、宋代都以其军事要冲而声名显赫。南宋诗人陆游曾经作诗云：“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

然而，至明代建朝初期，尽管松亭关上还有大量屯兵，但也是在这一时期，松亭关的名称神秘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喜峰口”。

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年），一位名叫唐愚士的随军书记官作了一首题名为《松亭关》的五言律诗，并做注曰：（松亭关）即喜峰口，峰亦作逢，近亦名狮子峪。这是可见的最早的有关“松亭关便是喜峰口”的文字记载，从此以后，喜峰口就是松亭关开始被记入国家史书和地方方志，二者被看作是对同一个地点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

到了清代，喜峰口仍旧是与松亭关划了等号。例如，康熙二年（1663年）由曾任礼部郎中宋琬修撰、康熙十八年（1679年）由常文魁续修的《永平府志•古迹》中记载说：“松亭关，今之喜峰口是也。”此后的各版《永平府志》和历届《迁安县志》也都沿用了“松亭关即喜峰口”的说法。

康熙二十年（1681年），翰林院侍讲高士奇扈从康熙皇帝出喜峰口去承德，回京后把行进路线和沿途见闻写成诗文集《松亭行纪》，其中这样记载：“喜峰口，古松亭山也，奇峰削下，腰有洞，高二丈余，深倍之，《辽史》为松亭关。”

所以，尽管目前学界有争议，认为松亭关与喜峰口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两个不同的关口，但是研究者们都一致赞同：自清代以来，人们是将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同视之的。

除了喜峰口便是松亭关以外，喜峰口还可直接被称为“蓟门”。在明代，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蓟镇曾称为“蓟门”，喜峰口作为蓟镇最重要的关隘之一，其几乎可以作为蓟镇之代名词，自然亦为“蓟门”之所在。

例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曾镇守蓟镇操练士兵，《明史・戚继光传》中记载说：经戚继光十数年整顿，“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明代诗人陶允宜曾为戚继光作诗一首，诗题为《喜峰道上呈戚少保》，诗中第一句便是“蓟门往事震京华”。

有鉴于此，当我们再回过头来考证敦诚此句“蓟门落日松亭樽”时，结合“时余在喜峰口”之注解，便可确认：与其将“蓟门松亭”放在不确定位置的“蓟门烟树”的土堆上，并且无法解释何为“松亭”及其具体位置，远不如将此“蓟门、松亭”等同于喜峰口更加合理可信。

因此，笔者认为敦诚诗句中的“蓟门”与“松亭”，所指皆为喜峰口。同时，也正因为“蓟门”、“松亭”所指皆为喜峰口关隘，也才能更好地解释为何敦诚要在此处作注，以让读者了然，其时他在喜峰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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