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讲史小说，大概都有一个“按鉴演义”的名头，也就是按照《资治通鉴》或《通鉴纲目》对小说进行编排，这两部书都用编年体的方式编排，所以小说家依次分出章回、略作处置，是一种很简单的作法。

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纲目》

(资料图片)

《三国志演义》的全称却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难免参照《资治通鉴》，但却更多将《三国志》里的故事融合在内。

《刘玄德北海解围》一节在《资治通鉴》中仅五十六字：“陶谦告急于田楷，楷与平原相刘备救之。备自有兵数千人，谦益以丹阳兵四千，备遂去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军食亦尽，引兵还。”

《后汉书·孔融传》写到过孔融派太史慈向刘备求救，《三国志·先主传》里提到过孔融劝刘备接受徐州，《三国志演义》将这两件事融合在曹操兵围徐州之时，是一种很细节的做法，就历史小说的写作看也算是很合道理的。

其中，太史慈出城的具体情节完全出自《三国志·太史慈传》。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一篇史传，倒不如说是一篇英雄传奇。

自然，魏晋时期的许多史料都不免于这种特征，如《晋书·周处传》开篇即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其入山射杀猛兽尚有可说，至于“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云云，简直是向壁虚造。

《太史慈传》是由四个英雄传奇构成的，即智毁州章、求救刘备、酣战孙策、舍我其谁，完全是在展示太史慈的私人道德，甚至连《周处传》里那样展现传主家国情怀和统兵作战能力的事迹也没有。

作为历史的研究，引用此种史料时尤其应该注意辩证；作为小说而言，传记文学却是故事演绎的最佳来源。

连环画《太史慈》

但《三国志演义》对这段故事的描绘却有失其水准，《三国志》原文写道——

于是严行蓐食，须明，便带鞬摄弓上马，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直出。外围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慈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毕，径入门。明晨复如此，围下人或起或卧，慈复植的，射之毕，复入门。明晨复出如此，无复起者，於是下鞭马直突围中驰去。比贼觉知，慈行已过，又射杀数人，皆应弦而倒，故无敢追者。

《三国志演义》中仅写道——

城门开处，一骑飞出。近壕，贼将数百骑来战，被慈搠三十人下马，余皆退走。慈杀开群贼，透围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度料是求救，令数百骑赶来，八面围定。慈倚枪，拈弓搭箭，八面皆射之，射死数百人，应弦落马，贼皆退回。

故事的曲折、太史慈的智勇、孔融在危急时对太史慈的信任在这段描绘中完全看不出了，于是当代的一些评书艺人干脆舍《演义》而直接按照史书讲述，算是对这番描绘失准的一种补偿。

《醉耕堂刊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罗贯中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5月版。

究其缘故，则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试图在此二节中容纳的故事和人物过多，毛宗岗父子批评说：“本是陶谦求救，却弄出孔融求救；本是太史慈救孔融，却弄出刘玄德救孔融。本是孔融求玄德，却弄出陶谦求玄德；本是玄德退曹操，却弄出吕布退曹操：种种变幻，令人测摸不出。”

这话是从赞许的角度去说的，但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而言，正因这种种变化，让人测摸不出，才令读者思绪混乱，失去了接受故事的能力。

何况，毛宗岗父子在这里尚说错了两句话：

第一、作者本该写陶谦求救，因为这才是故事的主线，不仅是符合历史的，也符合小说的逻辑——前两节是曹操复仇，后两节是曹操与吕布大战，终致吕布之死，所以陶谦与曹操之争才是小说转折的一大关键。

至于孔融的求救按照事实而言则未必在此时，按照情境来说又使文章枝蔓，实在无甚必要，但作者首先要在这里铺垫太史慈的勇武，以为后文中的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张本，其次又不能让曹操成为这数回的惟一主角，必须宕开一笔来写刘备，并试图用孔融之尊写刘备之能，用刘备两赴险境和两让徐州写他的仁义和真诚。

第二、作者本该写陶谦求玄德，却变成了孔融求玄德。作者必须写刘备离开孔融找公孙瓒借兵，一是要突出刘备的窘境，身边无兵还要对徐州施以援手，可见其仗义，二是要让刘备顺理成章地借出赵云，更在徐州之围解除后，用一段“洒泪相别”的戏码突出刘备与赵云的情谊——

清晚期五彩三国演义之赵子龙单骑救主人物故事图瓷板

席散，赵云辞去。玄德不忍相离，更留二日。陶谦赏劳军已毕，孔融、田楷相别，各自领军去了。玄德与子龙执手临岐，意犹不舍。子龙拜于地曰：“云终不敢背公顾恋之德也。”洒泪上马，引二千军去了。

李卓吾看到这个情节，不免揶揄：“玄德奸雄，自会收拾子龙也”，毛宗岗父子也看出了这个描写中对刘备不利的地方，改成了平淡无奇的一句：“陶谦劳军已毕，赵云辞去，玄德执手挥泪而别。”

鲁迅说《三国志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其实在嘉靖本最初的样貌里，刘备还是要虚伪更多的。小说里的孔融大概也提防着刘备的这种虚伪，在刘备表示去公孙瓒处再借三五千人马之后，孔融嘱托道：“玄德公切勿失信也！”此时，作者安排刘备赌誓：“公以备为何等人也？”毛宗岗父子批评道：“正与‘北海知世间有刘备’句相照。”

刘备虽然做了平原国宰相（平原相），却并没有受到过当世有名人物的的垂青——东汉末年是品评人物的时代，尤其是许劭的“月旦评”，即每月初一的人物评点工作，颇为当世人认可，一旦被许劭品评，便身价倍增，连曹操也不能免俗，逼着许劭说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考语。

《人物志》

孔融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年少闻名，能入他的法眼自然是一种荣耀，故刘备听说孔融向自己求救，颇怀对知己的感恩。但这一句“玄德公切勿失信也”却近乎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方面使刘备知道孔融并非真正了解自己，另一方面也显得孔融格局狭隘。

作者用孔融之忧衬托刘备的真诚与勇敢，用孔融的怀疑衬托刘备的真诚。基于这样的顾虑，作者必须将刘备救孔融、孔融求刘备横贯到主干故事里面，使得故事变得毫无重心、凌乱不堪。

何况，作者在这两节的刻画里想让人记住的人物尤多，包括糜竺的正直、孔融的年少之智与仗义疏财、太史慈的勇敢和仁孝、陶谦的真诚坦荡、刘备的谦逊、曹操的奸诈、吕布的狂傲、陈宫的聪慧且不得其主、典韦的善战……导致在这两节里增添了许多无谓的情节，比如糜竺目不斜视被火德星君救助全家的故事、孔融年少时候的故事以及陈宫所讲的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等。

毛宗岗父子的版本只删掉了韩信的故事，实则嘉靖本虽以十节为一卷，却是以二十节为一个单元的，每过二十回后便有“起…至…共…”的字样，如第二十节“曹操兴兵报父仇”末尾写“起汉灵帝中平甲子岁，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岁，共首尾九年事实”。

对于说话家来讲，第二十一节是另起一节，所以设置“致语”一类的东西作为导言将读者引入故事，而毛宗岗父子既已希望将《三国志演义》改造成文人式的小说，这种噱头其实是大可不必保留的。

吴湖帆绘蜀主刘备

不过，在指出作品不足的同时，我们还真需体谅作者的难处。因为在被孙权承认为荆州牧之前，刘备最多只是拥有独立兵团的骁将，而并非跨有一州之地的军阀，所以不断依附于各色跨有州郡的武装势力，利用他们的资源，伺机霸占他们的领土。

他的路数一贯是“派兵支援——结交豪强——驻军重镇——趁人之危”，此四环节间或有顺序上的不同，但基本框架不变。

在徐州，他借用曹操围城，带兵救助陶谦，结交糜竺，驻兵小沛，而后趁陶谦将死占据徐州；在荆州，他先带兵依附刘表，刘表此时虽无近忧却有官渡之战后曹操势必南下的远虑，所以对他出城迎接，而后刘备结交诸葛亮等豪强，并利用曹操带兵南下、刘表将死的机会谋取荆州；在益州，他先暗中结交了张松、法正等地方力量，利用曹操征讨张鲁的机会，说服刘璋请自己抗击张鲁，然后借张松之死分化蜀中势力，激化矛盾，拿下益州。

此种反客为主的行径简直如历史上的侯景一般背恩弃义，甚至连吕布的部下都说他“反复难养”。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作者却偏要把他写成一个道德楷模，那便不得不多下一些功夫了。于是，作者在写夺徐州的时候有意突出刘备的仗义和谦逊，在夺荆州的时候突出他的礼贤下士和不折不挠，在夺益州的时候突出他的为民请命。

连环画《三让徐州》

历史上的刘备之所以南下徐州，除了觊觎陶谦的土地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彼时公孙瓒刚刚击杀刘虞。由于刘虞颇有政声，当时常山国宰相孙瑾、幕僚张逸、张瓒等都痛骂公孙瓒并与刘虞同死。

为了在击杀刘虞后立威，公孙瓒“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根本不可能长久立足，所以一方面刘备接受陶谦的求救，另一方面及时离开田楷投奔陶谦。陶谦自然投桃报李，给皇帝上奏章推荐（表）刘备为豫州州长（豫州刺史）。

虽然此时的豫州州长还是郭贡，豫州的首府（州治）安城（河南省正阳县东北）也距离刘备驻扎的小沛（江苏省沛县）直线距离500公里开外，但这次推荐却提升了刘备的政治地位，使其位居诸侯之列。

《三国志演义》于此不取，完全没有写到公孙瓒和刘虞之间的冲突，甚至也没有写到刘备与公孙瓒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只是用一段无关痛痒的问答将刘备的政治行为道德化——

瓒曰：“曹操与汝无冤，何故替人出力？”玄德曰：“备去以善言解之。”瓒曰：“操倚持豪强，安肯听汝善言耶？”玄德曰：“备以许诺于人，岂敢失信。”

而后便是三让徐州，历史上绝无其事，只是陶谦在病重时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但并未解释是要利用刘备安顿徐州还是要将徐州让与刘备。陶谦死后，糜竺与州中豪强共迎刘备，刘备不敢答应，甚至一度提出将徐州交给袁术，直到得到了陈登和孔融的支持，才算在徐州安定下来。

赵成伟绘《三让徐州》

当中的道理一望而知：刘备虽然在徐州结交豪强，但贸然夺取徐州势必会引发徐州原有势力的不满，内部离析，外部又有曹操压境，自己必然势如累卵。

一旦徐州内部的豪强主动迎接刘备，等于内部已有意见的整合，加之陈登作为豪强代表公开表态，外部又有孔融的支持，加之徐州人民对曹操屠城的愤恨，以徐州一州的势力或许可以与曹操一搏。但这番辩难的前提一定是基于陶谦死后，否则二雄相争，徐州非陷入内乱不可。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把故事改到了陶谦生前，而且用帝王禅让之际“三推三让”的礼数，极大地突出了刘备的道德。作者把这三让分别安排在：

一、曹操大兵压境之时，陶谦手足无措之际提出相让，所以刘备特别提出自己仗义而来：“今特为大义，暂来相助，何出此言。莫非疑刘备有吞并之心耶？若举此念，皇天不祐！”这一番辞让尚算合理。

二、刘备用一封书信劝说曹操退兵成功后，因为曹操的书信中明确提到“玄德帝室之胄，才德兼全，特遣书来，慰我天下之重，即日班师回守。”所以陶谦提出相让也算是有一定道理，毛宗岗父子删掉了曹操的这封信，当中的因果就差得多了。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剧照

更为不妥的是，毛宗岗父子竟然连作者为刘备拟定的信件原文也修改一过，在《三国志演义》作者拟定的信件中，刘备劝说曹操：“万望明公俯察衷情，回百万之雄兵，扫天下之大患，匡扶帝主，拯救黎民，乃社稷生灵之幸甚也。”

毛宗岗父子改为“目今黄巾遗孽扰乱于外，董卓余党盘踞于内。愿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后私仇，撤徐州之兵，以救国难。则徐州幸甚！天下幸甚！”这实在是自作聪明，改过的信件看上去大义凛然，但无疑是在教曹操做事。

原文只说“扫天下之大患”，谁是大患应该由曹操自己定义，也即是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政治对手定义为“大患”，但这“大患”的借口必须是对社会而言的——要成其大事就应放眼天下而非一家的恩怨，不能给天下人留下因私废公的口实。

这是枭雄之间的对话，曹操也是心领神会的。毛宗岗父子的改稿中却把“大患”坐实成黄巾和董卓余孽，曹操原本是扫黄巾起家，又刚刚收纳了青州兵，这里之处黄巾仍是大患，无疑在指责曹操做事不力；此刻又向李傕、郭汜投降，指责董卓余党是大患，等同于骂曹操认贼作父、毫无立场。

加之后文又直接批评他“先私仇而后朝廷之急”，将曹操推到了社会道德的对立面去，并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余地。因而毛宗岗父子的这一番改动完全是小说家的发泄，绝非政治家的声口。

京剧《让徐州》王宁饰演陶谦

在二次推让里，又经历了陶谦和刘备的三番攻守——第一番由陶谦让贤，刘备推辞，不过是延续了第一番推让的旧话，算是表面文章；第二番糜竺提出“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可以成为刘备树功立业的基地，算是以利啖之，刘备只用了一句“此事决不敢当”轻轻带过，这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为主角设计在利诱面前的果断和坚决；第三番是陈登提出“陶府君多病，不能署事”，希望刘备帮助管理徐州，这是以社会责任要求刘备，等到刘备提出将徐州交给袁术时，再由孔融否决。

如果作者走笔至此，见好就收，让刘备提出驻扎在小沛，虽然也可能被解读成刘备于此早有预谋，却也相对真实，但作者为了坐实刘备的忠厚与真诚，竟然设计出了一幕滑稽戏——

陶谦抱玄德而痛哭曰：“君若舍我而去，吾死不瞑目！”关某曰：“既君相让，兄且权领州事。”张飞曰：“又不是强要他州郡。将牌印来，我收了，不由我哥哥不肯。”玄德曰：“汝等陷我于不义也，吾身死矣！”言讫，掣剑自刎。

赵云夺了佩剑。谦曰：“如玄德公不从，此闻近邑，名曰小沛，玄德若肯念我，屯军小沛，以保徐州，始终救援，未知台意若何？”众皆劝玄德留小沛，玄德从之。

因为相互推让，一个急到抱着对方痛哭，另一个竟然要拔剑自刎，怎么看也不符合现实的逻辑。毛宗岗父子把它改成“陶谦泣下”并删掉了自刎的情节，略作周旋。

京剧《让徐州》唱片

这里的关羽、张飞二人简直变成了刘备的内心独白，只是关羽做事更理性、更有权衡，张飞则变成了刘备最朴实的欲望。后文三请诸葛亮时，关羽每能引经据典教刘备忍耐求贤，张飞则快人快语希望以暴力致之，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的。

三、陶谦临死之前再次对刘备相让，并在刘备推托之际，“以手指心而死”，刘备终于在众官的拥戴和徐州百姓的哭拜于地之下接受了徐州牧的职务。毛宗岗父子将“众官”改成了“众军”，并设计关张相劝，算是完成了刘备夺取徐州之时最后的艺术设计。

但刘备的艺术形象也因此变得诡诈和可疑，李卓吾说：“刘玄德不受徐州，是大奸雄手段，此所以终有蜀也。盖大贪必小廉，小廉之名既成，大贪之实亦随得也。奸雄举事，每每如此，非寻常人所能知也。”算得上是一种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