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史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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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以隋唐史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成果，有着杰出的贡献。从时间和研究重点来看，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十多年的时间里，这是胡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隋唐史研究的开拓时期，研究的重点是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围绕着重点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在土地制度史领域，发表了《唐代均田制研究》《魏晋隋唐时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论文。在财政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唐代租庸调制的作用及意义》《唐代两税法研究》等论文。在物价史研究领域，发表了《论唐代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比价及其变动》等论文。在部门经济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唐代的飞钱》《唐代的田庄》等论文。对隋唐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此，胡先生说：“社会经济史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我对农民战争的重视也正是在于它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至于从总体上把握隋唐五代的历史脉络，则更离不开对经济史的思考。”基于此，在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论文。注意从前后联系总体上把握隋唐五代社会变迁，发表了《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等论文。

这一时期，也正是胡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撰写时期，往往是在隋唐时期发现新问题后，再向前追溯往后延伸从而归纳出规律性认识，因而与隋唐史研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时，也关注隋唐政治史的研究，发表了《论武周的社会基础》《略论“安史之乱”的性质》等论文。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胡先生把有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汇编为《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1996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唐研究基金会丛书》中的一种出版。

二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近二十年的时间，在改革开放学术昌盛的环境里，已经步入老年的胡先生，对隋唐史研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胡先生隋唐史研究的收获时期。其研究的重点在隋唐政治史方面。先后于1979年8月和1984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唐末农民战争》和《李世民传》两部别具特色的著作。围绕着隋唐政治史的重点，在政治历史人物研究领域，发表了《隋文帝评价》《略论李密》《论唐太宗》《魏征——千古流芳的谏臣和一代著名的史臣》等论文。在政治历史事件方面，发表了《周隋之际的“三方之乱”及其平定》《隋朝统—新探》《狄仁杰与“五王政变” 》《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关于唐代韩柳之争的几个问题》等论文。在政治体制研究领域，发表了《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论唐开元时期对地方吏治的重视与整饬》等论文。在宦官与政治方面，发表了《唐朝的宦官是商贾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者吗?》等论文。同时，胡先生注意把文献史料与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等结合起来，继续研究隋唐社会经济史，发表了《两件敦煌出土的判牒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中的物价史料》等论文。这些论文，有的是对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事件，提出了令人耳目—新的观点。有的是对不为人所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有的则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胡先生把有关隋唐政治史的论文，汇编成《隋唐政治史论集》—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胡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所撰写的“唐”条目，达六万余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唐朝的政治、民族、科技文化、中外关系、唐末农民战争和唐朝的灭亡，可称为唐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以《唐史》的书名，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的一种出版，中国盲文出版社2015年再次印行。

以上从纵的方面，回顾了胡先生隋唐史研究的历程及每个时期研究的重点所在，当我们从横的方面来看，则可以看到胡先生隋唐史研究的一些特点。

首先，胡先生隋唐史研究的重点和顺序是社会经济史、政治史。这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有着逻辑上的密切联系。研究历史的顺序，也应当是先研究社会经济史，再研究政治史，这样才会真正抓住历史变化的关键，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浮层表面。同时，四十余年锲而不舍地在隋唐社会经济史、政治史领域内深入地挖掘研究，细致地开发，逐渐扩大成果，而不任意向其他领域发展，有利于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敏锐地发现问题，从而形成学术优势和学术特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胡先生以四十余年的时间，琢磨隋唐社会经济史和政治史的铁棒，终于磨出了别具特色的精巧玲珑之针。这是胡先生取得隋唐史研究成果的原因之一。

其次，断代史研究中具有通史意识。胡先生以隋唐史为主攻方向，并不把眼光仅仅局限于隋唐史一隅，而是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隋唐史，从前后的联系中来研究隋唐史，从而清楚地看到了隋唐五代史的地位和特色。如在《论隋唐五代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在商品经济方面．“唐朝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前者以商品经济的加强为时代特色，后者以自然经济的加强为时代特色，二者呈相反的色调；唐朝与宋朝相比，基本色调相同，只不过后—时期显得更加浓重而已。到明清时期，才迎来了另一个商品经济繁盛的新高潮，在这个高潮中资本主义萌芽问世了。”从社会发展和演变角度看，“隋唐五代这三百多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时代。每—个大的历史阶段，都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对前—个时期均有所因，也有所革。从隋朝建立到‘安史之乱’，可以说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因多于革的阶段；‘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可以说是革多于因的时代，这些变革为北宋所继承和改进，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开了先河。”隋唐五代的历史地位，在于“隋唐五代近四个世纪的历史，—方面结束了封建社会前期的历史，尤其是对魏晋以来的历史作了总结；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这种观察研究历史的方法，胡先生称为“瞻前顾后”，前后贯通，从而克服了断代史研究中隔断历史发展脉络的弊病，有助于抓住时代的特点，寻找历史演变的规律。也反映出胡先生视野开阔、气势恢弘的学术风格，这也是胡先生研究隋唐史而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奥秘所在。

其三，开拓进取，与时俱进。胡先生善于抓住别人不注意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开拓研究。对于建立隋朝、结束南北朝对峙的隋文帝杨坚，一向研究者不多，胡先生撰写了《隋文帝评价》一文，肯定了隋文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随后又撰写了《北周政局的演变与杨坚的以隋代周》《隋朝统一新探》等一系列论文，从而开拓出一个新的具有潜力的研究领域，推进了隋朝史的研究。胡先生所撰写的《隋唐之际的林士弘起义考释》等论文，是填补空白之作。

胡先生注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并不抱残守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固执己见，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地超越自己，及时地修正自己的观点。胡先生在《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认为武则天是地主阶级新兴官僚集团的代表，打击的对象是大官僚贵族集团，其政治作为有进步性。从现象上看也是如此，这个观点被唐史学界很多人所认同。过了三十八年后，胡先生发表了《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论文，认为“武则天思想上存在的实际是—条实用主义原则，只要能为我所用，肯替她效犬马之劳，士族也好，庶族也好，贵族官僚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会受到奖拔和重用；她思想上根本没有一条对士族、显贵—律排摈的用人路线。”其原因在于武则天“不是一个成熟了的政治势力的代表，而是单枪匹马地依靠施展阴谋诡计突然地闯入了政治生活，登上了‘二圣’的宝座。在此形势下，敌众我寡的力量对比状况必然迫使她要打击很多人，否则难以扫清她通往权力顶峰道路上的障碍。乃一方面，为了改变这种寡不敌众的不利状况，她必须网罗、培植自己的政治羽翼，因而破格用人，发展科举制度等政策应运而生。严格地讲，这种用人路线赤裸裸地带有浓厚的收买色彩。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才形成了她代表庶族地主，中小地主阶层打击大官僚贵族或名门望族阶层的假象，从而蒙住了史学家的眼睛。这两点均来源于其实际需要。并非来源于她的阶级意识。”政治家不一定都是某种宗教、主义的信徒，实用主义对他们更有用，因为他们的着眼点是夺取政权，谋求扩大或巩固其权势，凡是有利于此的思想、方法、人员、事件等，都会被拿来为其所用。这就比过去认识得更深刻、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这种不囿于成说、不固守己见、与时俱进的精神，使胡先生成为在隋唐史研究领域勇于探索、富于创新的开拓者，从而获得了丰硕成果。

其四，别出心裁，自成一家。史学研究贵在独具慧眼，见微知著，从别人熟视无睹之处发现问题，一针破的，自成一家之言。研究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往往强调徭役和兵役，胡先生探讨被人忽视的隋政权储粮于官的过头政策，分析了广建巨仓名廪的措施，指出：“置仓聚谷不但是激化阶级矛盾的因素，名仓巨廪也成了起义农民夺取的大目标。”另一方面，对于众说纷纭的问题，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有人认为是民族矛盾；有人认为是兼有民族矛盾与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性质，以后者为主。胡先生运用列宁的理论，结合史实，从分析安禄山集团的政治身份、阶级地位和推行的政策入手，指出：“安禄山的起兵，既不包括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目的，也不包括建立民族统治的政治目的，实际上，这是一次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宋祁所谓‘以臣反君’，确实一语道破了‘安史之乱’的性质。”思路清晰，视角新颖，给人以新的启迪。一般人讲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或合二为一两者整合为一，实际上更需要一分为三，找到联系对立、包容双方而又自成一体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该事物中所有正反因素综合而成的特征，胡先生对于安禄山集团性质的揭示，正是运用了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

其五，尊重前贤，不囿成说。前贤的成果，是后人的起点，亦步亦趋地跟在前贤的后面，不敢越雷池半步，是不会有出息的。反之，不尊重前贤的劳动成果，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也不可取的。不能踩着前人的脚步走，要登着巨人的肩膀上。胡先生认为：“充分尊重前辈的史界权威，大胆解放自己的思想。轻率地否定、贬低前人的成就和轻易地妄自菲薄，都是错误的。每一个人的学术道路都应该是由自己走出来的，任何人都不应当模仿权威或跟在先辈的后面亦步亦趋。”

陈寅恪

胡先生在隋唐史研究中，正确地处理尊重前人成果与批判继承与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如陈寅恪是成就卓著的史学大师，胡先生学习他“观察问题目光敏锐，往往能从常人所忽略的细微之处发现能说明重大现象的契机”和“治学严谨，每条史料都经过核诸书方始引用，无一字一句苟且”的方法。认为陈寅恪是“超迈古人的，他不但细致入微地考辨史料和史实，而且由小见大，力求探讨魏晋到隋唐的历史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而对陈寅恪的成果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指出：玄武门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的关键，因当时担任屯守之职的常何曾隶属李建成不以致疑，而唐太宗因之窃发。胡先生根据陈寅恪提供的《常何碑》资料线索，指出：常何只有一次跟从李建成作战，而多次在李世民麾下效力，奉李世民令追入长安布置在玄武门，李建成对此人怎能视为心腹而不加怀疑。由此论证了李世民是玄武门之变的主动发难者，揭示出事变的真相。这样，既继承了陈寅恪引用《常何碑》的成果，又能弥补其不足。胡先生早年的有些文章是针对一些前贤的不足而撰写，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之一的侯外庐商榷土地所有制，与宋史泰斗邓广铭探讨均田制，与史学大家陈寅恪讨论武则天社会基础等，体现了一种武松打虎不杀猪的气派和“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的精神，登上了巨人的肩膀，树起了自己的旗帜。

唐太宗

第六，发挥优势，行守本业。历史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上下纵观几百万年，左右横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分工的发展，史学研究也在不断分析中深入展开，又在不断综合中系统完善。清末的张之洞早就提出：“史学亦宜专精一种。览虽宜博，欲求精熟，则亦贵专攻，但能精熟一二种足矣。” 当代的社会，已经不允许学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只能专攻某个领域，精熟于某个方面，形成学术优势，变成本业特长。同时，把各种知识、方法、甚至一个学科群聚焦在这个本业领域，才有可能取得一点成就。胡先生学术重心、特长在政治、经济领域，他研究隋唐史，主要在政治史、经济史领域，而很少涉及其他领域。他撰写《唐末农民战争》，重点放在历史背景和意义与作用上，而对军事问题则没做过多的阐释。而诸葛计根据白天研究唐末农民战争史的遗著《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自己的深入钻研，用很大力气写成的《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则主要在军事战略方面。

对此，胡先生深有体会地说：“由于自己是从校门走向校门的书生，一生中从未经历过战争，个人毫无实战经验，因而在分析黄巢起义的战略问题时自必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不敢妄加发挥，写起来不顺手，写出后不满意。白天同志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修养，又长期在部队工作，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由这样的同志来研究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可以说是已经掌握了人体解剖的技术以后再来解剖猴体，自然是得心应手的事。这样，以拙著分析黄巢进军战略部分与诸葛计同志这部著作相比，就不免油然而生后来居上之感。作者用主要力量分析‘流寇主义’问题，确实是抓住了要害；《初探》对起义涨潮、退潮时间农民起义的优缺点及其历史作用的分析，是相当精到的。”

这是胡先生经过自己的治学实践，领悟到的道理，是学者治学应当注意的重要问题。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坚守自己的本业，避免自己的短处。不熟悉的事情，需要下大工夫才能入门做好，如果没有天赋，而又下不了大工夫，最好不要去做。与其到处挖坑、浅尝辄止，不如挖好自己一口源泉旺盛的水井。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是无优势无特长的外行所能做好的，虽说是无知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最终做好那件事情，还是需要转化成为那个行业的专家里手才行。

至于胡先生在隋唐史研究中的其他特点，如野开阔，重点突出等，以及对隋唐史规律性的概括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待将来有时间再撰写文章展开论述。（待续）

作者简介：秦进才，河北衡水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名师，兼任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秦汉史与历史文献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省部级课题等多项。著有《燕赵历史文献研究》，主持编校《张之洞全集》、编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省志﹒人物志》等著作和《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探古集》等十余部学术论文集，合作编写《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河北影响中国的100件事》等，参与整理《纬书集成》等历史文献。在《文史》《文物》《历史研究》《秦汉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复印报刊资料》等刊物转载介绍，曾获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优秀图书奖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