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是成都市内最知名的景点，作为主体部分，历史遗迹区包含刘备的惠陵、汉昭烈庙与诸葛亮祠庙三大部分，享有“三国圣地”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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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武侯祠内设有刘备、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的专殿，至于蜀汉其他开国元勋的塑像，则分列在殿外两廊，各有14位。其中，东侧文官廊以谋士庞统为首，其次为简雍、吕凯、傅肜、费祎、董和、邓芝、陈震、蒋琬、董允、秦宓、杨洪、马良、程畿；西侧武将廊则以赵云为首，依次为孙乾、张翼、马超、王平、姜维、黄忠、廖化、向宠、傅佥、马忠、张嶷、张南、冯习。

不过，作为刘备最信任的谋士，法正的塑像并没有出现在文武廊当中。那么，法正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他的塑像为何没有在武侯祠中得到供奉？

法正是汉末扶风郡郿县人，起初依附于益州牧刘璋，曾担任新都县令、军议校尉等职务，但因为不受重用，加上备受当地士人的排挤、诽谤，所以心情极度郁闷。建安十三年（208年），法正奉刘璋之命出使荆州，跟刘备结为同盟，但他却在暗中叛归刘备，并为他规划夺取益州的大计。六年后，刘备在法正的谋划下，果然夺取益州，之后又夺取曹操的汉中，由此奠定蜀汉的基业。

法正

作为刘备最器重的谋士，法正在主公身边参谋军事、运筹帷幄，立下赫赫功绩，其作用堪比刘邦身边的“谋圣”张良。蜀汉建立前，刘备自称汉中王，而法正则因功官至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与诸葛亮一起处理军国重事，地位和权势鲜有人能及。不过，法正福薄命浅，在蜀汉建立前1年因病去世，让刘备悲痛至极，一连数日都痛哭不止，由此可见君臣之间感情之深。

不仅如此，连一向自视甚高的诸葛亮，也对法正深感佩服。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在猇亭之战被江东青年将领陆逊击败后，诸葛亮曾极为感慨地说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由此可见，法正对刘备的极端重要性，连诸葛亮都自愧不如。

正因为法正的能力和功绩如此之高，所以作为蜀汉开国元勋的他，在清朝中期以前，塑像一直都在武侯祠得以供奉。但等到嘉庆年间重修武侯祠时，主持这项工程的儒学大家刘沅，却将法正的塑像“请”了出去。刘沅之所以这样做，是从儒家所宣扬的“仁义”观点出发，认为法正虽然功绩显赫，但为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严重不符合贤臣的形象，因此不适宜在武侯祠中得到供奉。据刘沅所镌的《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记载：”惠陵之侧为武侯祠。两庞祀诸臣，旧有李彪、张虎，于传无稽，而法正报怨于眶毗，刘巴、许靖之辗转而轻生，皆不得为昭烈纯臣，特偕为正之。“

刘沅

从史实来看，刘沅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所以等到法正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并当上蜀郡太守（治所在成都）后，“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

由于刘沅在当时的学术、教育界极负盛名，并创立了颇具影响力的“槐轩学派”，因而在士绅阶层中极具号召力，而他的一系列观点，也被追随者们奉为圭臬，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法正以私德有亏的缘由被“驱逐”出武侯祠后，蜀汉的司徒许靖、尚书令刘巴等人，也被刘沅从武侯祠除名。而因刘沅的巨大威望，世人并未对此有所微词，这也就是今天看到的武侯祠中缺少这些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