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赛儿，山东滨州蒲台县人，其因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利用白莲教为掩护，组织发动农民起义而成名，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女领袖。虽然这次起义规模并不大，但影响却着实不小，甚至凭一己之力改变了朱棣对山东地区的态度，至今青州一带还流传着有关唐赛儿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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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屡遭灾祸，山东成为民变摇篮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各地百姓屡遭兵灾，而山东绝对算是遭受战争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从元末反元战争，到明初“靖难之役”，山东都是主战场之一，由于屡遭战乱侵扰，以致山东民不聊生，进而成为了民变的摇篮。

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北伐开始，山东便开始屡遭战乱侵袭。当时，红巾军三路北伐大军中，东路军便是自山东攻往元大都，一路打到通州，后因孤军深入又败回山东，此后双方便长期在山东拉扯。

到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北伐时，山东再度成为主战场之一，山东百姓再度遭受战乱。而在《蓬莱县志》中，甚至还有“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的记载，在这场长达一年的战争中，可想而知山东的百姓遭遇了什么。

正是由于元末明初的战争，导致山东人口大量流失，明朝建立之后不得不向山东大规模移民，这才使得山东获得短暂的人口恢复。

然而，仅仅三十余年后，在朱元璋去世之后，由于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这场长达四年的战争中，山东又成为了主战场。

结果，好不容易恢复了元气的山东地区，再度遭受战乱，百姓们生存日益艰难。朱棣称帝之后，由于靖难时山东地区对于燕军的抵抗极为激烈，因此虽然减免了全国大片地区的钱粮赋税，偏偏将山东排除在外，这导致山东地区百姓生活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恢复。

除了战乱和人祸之外，永乐年间的山东地区还接连发生水旱灾害，雪上加霜之下，百姓们更是民不聊生。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山东济南府发生蝗旱灾害，当时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

永乐后期，随着明朝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结果先是大修宫殿，紧接着为了供养京营和京城官民，又是南粮北调、修浚运河，又是开凿会通河，在大量抽调的民夫当中，山东百姓又首当其冲。

在这种情形下，山东简直就像是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而这也是后来发生民变的主要原因。

唐赛儿依靠宗教起家，官兵围剿下悍然起兵

说到唐赛儿起义，就不得不提到大家耳熟能详的白莲教，虽然从诞生之初便遭到官方禁止，但因其教义浅显、修行简便，从南宋末期开始便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元朝时，白莲教因受到朝廷承认开始进入全盛时期，但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其组织和教义都发生了变化，并且形成了各个宗派，在全国各地流传。

元朝末期，在反元战争中同样有白莲教的影子，红巾军领袖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皆是白莲教徒，而从至正十七年（1357年）开始，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了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而正是随着红巾军对这些地区的掌控，白莲教也得以深入民间迅速发展。

唐赛儿乃滨州蒲台县人，正是受民间宗教白莲教的影响，出身贫苦的唐赛儿自幼便诵读佛经，而其丈夫林三（《明史·卫青传》称林山）也是白莲教成员。

虽然明初严禁白莲教，但深受白莲教影响的唐赛儿和林三还是坚持在民间秘密传播白莲教，在传播过程中，两人逐渐在附近的白莲教众中拥有了一定影响力。

由于当时山东地区百姓生存极为艰难，给白莲教这种民间宗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极大土壤，在丈夫林三去世之后，唐赛儿承担了宗教传播的责任。

为了扩大影响力，在唐赛儿的主导下，当地很快便流传出一个传说，即唐赛儿在祭奠丈夫归来时，山麓见到石罅中露出一个石匣角，从中发现天书、宝剑等物，因而精通法术，不仅能够预知身前身后事，而且可以运用神剑、剪纸人马作战，随着这种说法的广泛流传，唐赛儿开始被信众们尊称为“佛母”，成为当地白莲教首领。

数年间，唐赛儿的教众便遍布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并以益都卸石棚寨为根据地，以红白旗为号，声威日盛。

随着势力和影响力的扩大，唐赛儿等人的活动最终引发了朝廷的关注，根据《明史》、《罪惟录》和《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永乐十八年（1420年），青州卫指挥使高凤带兵围剿卸石棚寨，而唐赛儿则利用益都山区有利地形设伏，将官兵诱入葫芦谷击败，指挥使高凤战死。

眼看武力不行，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员商议后，又改剿为抚，派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结果唐赛儿不仅拒绝了招抚，还将随同其前往的官兵全部杀死。

地方上本想将此事隐瞒，但随着唐赛儿等人势力急速扩大，最终还是传到了直隶地区。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初十，明成祖朱棣接到直隶沂州卫的奏折，其中写道 “莒州贼董彦杲等聚众两千余人，以红白旗为号，大行劫杀，莒州千户孙恭等往招抚，杀其从者，势甚猖獗”。

根据《明史·段民传》的记载，朱棣看过奏折后大怒，“三司官坐纵寇诛”。

为了平定叛乱，朱棣以京营提督、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以都指挥使刘忠为副总兵官，并从京营挑选五千精锐交给两人前往征讨平叛。

以诈降再度击败官军，起义平定但下落成迷

唐赛儿在初战获胜后，以卸石棚寨为根据地，不久又攻陷莒州、即墨等县城，打击当地官府和地主，其所到之处官吏纷纷逃命。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受唐赛儿起义的激发，寿光、安丘、胶州、益都、诸城等地贫苦百姓也纷纷暴动， “毁官衙、烧仓库”，开仓济贫，起义人数迅速发展到两万余人。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卫青传》、《明史·柳升传》等史料记载，柳升和刘忠出征之前，朱棣曾面授机宜，“贼凭高无水，且乏资粮，当坐困之，勿图近攻”。

然而，柳升率军包围卸石棚寨后，却犯了轻敌的失误，认为“小小贼寇，不日即可平定”。

唐赛儿自知难敌官军，遂利用柳升骄傲轻敌的心理，以“寨中食尽，并且无水”为由诈降，将柳升主力调往警戒城东有水的地方，自己却集中兵力，向防御薄弱的敌营发起突袭。夜二更时，攻破敌营，都指挥使刘忠亦中流矢而死。

等到柳升得到消息率主力赶回，唐赛儿早已率领起义军远遁，柳升恼怒之下一路追击，不仅多次击败突围的起义军，甚至将被俘的起义军将领也全部处死。然而，唐赛儿的起义军虽然被打散，起义虽然被平定，但作为首领的唐赛儿却始终下落不明。

在唐赛儿与明军激战的同时，其他各地起义军同样与明军展开了斗争，其中尤以安丘城的战斗最为激烈。当时，安丘、莒州、即墨三地的起义军集合一万余人围攻安丘城，情形十分危急。

就在起义军即将破城之际，在山东沿海防备倭寇的都指挥卫青率兵及时赶来救援，导致起义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官军的两面夹击之下，起义军最终失败，死伤两千余人，义军首领赵琬被俘就义，被俘的四十余名义军亦随后被杀，且妻小皆被官府没收为奴。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平山东道》的记载，在各地官军的围剿下，山东各地起义在一个月内便被悉数平定。事后，行在刑部尚书吴中等上奏指责柳升剿匪不力，具体内容如下。

｛柳升奉命征剿，不即就道。敕谕以“贼凭高无水，且乏资粮，尝坐困之，勿图近功”。升贼临境不设备，至贼夜斫营杀伤军士。时都指挥刘忠与升夹攻，忠身先军士，几破贼垒。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尽而毙，贼遂得乘间遁去，升遣指挥马贵等追之，所过骚扰，升亦不问。及备倭都指挥卫青闻贼围安丘，急躬率所部昼夜兼行，遂败贼众。后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摧击。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请治其罪。

《明史纪事本末·平山东道》｝

接到奏章的朱棣震怒，当即下令将柳升下狱。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唐赛儿出家为尼，混入道姑之中，永乐帝又在同年三月和五月两次下令，“凡北京和山东境内尼及道士悉捕至京师诘问之”。结果，先后有一万多名尼姑、道姑被逮往京师诘问，但是唐赛儿还是“不知所终”。

朱棣一怒之下，将山东参议、按察使、布政使以及出现起义的各县官吏全部处死。

唐赛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影响却极大，毕竟明朝自己就是通过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为了避免进一步激化民间矛盾，朱棣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朱棣于当月便下令对青州、莱州进行赈济，次年又“诏罢不便于民及不急诸务；蠲十七年前逋赋，免去年被灾田粮”。

至于唐赛儿的下落，史料并未提及，民间倒是多有传说，有的说唐赛儿被捕后，在牢里用法术摆脱束缚，就此升到了天上；有的说唐赛儿逃到了蒙古草原，后来还成为了一个部落的首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