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的九月了。

我们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行军，翻过太行山，从豫北的淇县、汤阴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的这同六八九团汇合了。沿途这一带虽未被日寇侵占，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地方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土匪们的胡作非为，以及洪涝灾害，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精神非常紧张。为了防范“兵匪”的骚扰，几乎村村寨寨都修起了土围子。我们经过的许多村庄，老乡们也都是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大人们躲着不照面，只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孩子，瞪着一双双惊恐好奇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们。

但是到六八九团驻地，情况却完全相反，群众们的衣着虽然也相当破烂，但情绪高涨。他们欢迎我们，送茶送水，问长问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快来看啊!又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啦!”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部队受到很大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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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群众工作搞得很好呀!”我对韩先楚同志说，“有些什么经验，给新来的同志们介绍介绍嘛!”

韩先楚团长这位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的老同志，操着一口湖北红安话说:“什么经验?还不是咱们那老一套—事事严格纪律，处处爱护群众，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困难.再加上一条，就是对敌、伪、顽和土匪不客气打几个胜仗，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这就行了!”

韩先楚的话说得简单，但我知道眼前这一切他们是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的.

韩先楚还告诉我，我们党的直南(指河北省南部，因该省曾称直隶省而得名)特委成立以来，陆续在各地成立党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扰日。但由于这一带反动势力比较大，党的活动暂时还处子秘密或半公开的状态。目前虽有了几支游击队，但武器装备很差，成分也比较复杂，思想政治工作又没有跟上去，所以战斗力比较弱.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统一领导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坚力量不强。

他最后说:“你们来了就好了”

“你们搞得不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说:“我看，关键问题还是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就我们来说，要多打几个胜仗，煞煞敌人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情绪。一句话，局面已经初步打开，经过大家的再努力，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我们胜利会合后没有几天，总部指示我们堵截在冀南地区受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领导的部队沉重打击后正在向南逃窜的一股伪军。这股伪军的头目叫扈全禄，原系国民党军。我们从滑县经浚县过平汉路追到汤阴以西，将扈息全禄部全部歼灭。俘虏伪军一千四百多人，其中还有两个旅长和一个团长。这一仗打得顺利、漂亮、在当时当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胜利。滑县县城从此得到解放。由于军事上的胜利，特别是中央加强了直南特委，我们在特委的领导下，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

深秋，卫河流城发生了严重的鼠疫传染病，为了在少医缺药的情况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部队的战斗力，上级一面要地方党组织尽力安排好群众的预防和治疗，同时指示部队返回晋东南，在长治、高平(县)一带进行冬季练兵。

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我们是在长治以南的柳林村过的白雪皑皑的太行山、雄伟壮丽;银装素裹的长治盆地，千姿百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正兴高采烈地筹办春节，热闹非常。在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年月，能看到这样一种比较和平宁静又热烈欢腾的气氛，给人以巨大的安慰。

在我那“备忘录”式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月七日，在常隆(镇)六八六团团部宿营，当晚有黄克诚、杨勇、邱创成、杨奇清等几位老同志，谈到下午两点才睡眠。”但是，五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怎么也记不得那一晚上谈话的内容了。现在，我们五个人当中，黄克诚、杨勇、邱创成、杨奇清四位同志已经先后谢世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面貌我至今难忘记得那次谈话的气氛相当欢快，大家开玩笑，说黄克诚同志这么大年龄了，还不找老婆，是个“顽固派”其实，当时我们也都是年近三十的光棍。

过了新年不久，一九三九年二月初，我和崔田民又一次奉命东进冀鲁豫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