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犯颜直谏而著称的唐代名臣魏徵，在他编写的《隋书》[1]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隋文帝时期，河间章武郡（今河北沧州市）有个叫王伽的人，于开皇末年在齐州（今济南市）任职行参军，刚出道时，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基层小官。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王伽声名远扬。

【资料图】

有一次，州使命令王伽押送李参等七十几名流囚到京城大兴（今西安）。按照当时的制度，押送路上流囚必须身披枷锁。

就这样从济南走到了荥阳，按照现在的距离也有四五百公里，以当时的道路情况，走得还要更远。要知道，那时候只有押送要犯才使用囚车，而这些普通囚徒，一路只能步行，肩上还压着沉重的枷锁，其情况之艰苦，是大多数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当时的情景，让王伽对这些流囚心生怜悯。

有人说，既然这些囚徒被判了流放，无非是多走几步路，再怎么累也是罪有应得，何必去怜悯他们呢？

虽然《隋书·王伽传》的记述非常简略，我们不清楚王伽他们一路上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但从其他历史上关于流放的记载来看，这是一个仅次于死刑的刑罚，路途中艰难险阻极多，导致死亡率极高，很多人在上路前是不指望能活着到达终点的。

就拿伤病来说，当一个人在受了身体上刑罚之后，再戴上沉重的枷锁，徒步行走几百公里，则肩背、脖子、手臂、腿脚等部位，难免会因剧烈的磨损而皮开肉绽，进而因细菌感染而出现炎症。

在那个缺医无药，更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细菌感染是会要人命的，更何况队伍里还会出现其他疾病。

虽然上述情况只是我的推测，但不难想象，大概是当时整个流放队伍的状况极为悲惨，让王伽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之心。于是，王伽放开了他们的枷锁。

按理说在那个年代，因流放而导致伤亡本就是一种惯例。绝大多数执行官吏不但不会心生怜悯，甚至会因为怕耽误路程而受到责罚，乃至丢了官职，进而在执行时层层加码、宁紧毋纵，逼迫囚徒们披星戴月地赶路，更别说放开枷锁。

那王伽是怎么想的呢？

他把囚徒们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是犯了国法的人，亏损了名声和教化，按说身披枷锁遭到流放，是罪有应得。但你们还连累了押送你们的人员一起受苦，难道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李参等人听了，纷纷向押送他们的人致歉。

王伽接着说：“你们虽然都犯了法，但戴着这么重的枷锁，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呢，想把你们的枷锁都放开，大家可以自行上路，然后到京城汇合，不知道你们能如约按时到达吗？”

囚犯们听了，无不感动得五体投地，一起向王伽拜谢说：“我们一定不会违约的！”

随后王伽解开了囚犯们的枷锁，让兵卒们也不再押送，和李参等人定下了集合的时间地点，最后说：“以后我也没法再约束你们了，你们如果不能按约定时间到京城和我汇合，我就只能替你们死了。”

说完，王伽扬长而去。

我们今天无法得知这些囚犯曾经都犯了什么罪行，也不知道他们各自的人品是怎样的。但对于王伽用自己生命所表达的这份信任，将心比心，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了这份尊重——所有人如期抵达京城，没有一个人背信逃走。

隋文帝听说这件事以后，大感惊讶，于是召见了王伽，仔细聆听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不但对王伽的所作所为大为赞赏，还因为李参等囚徒的遵义守信，赦免了他们。

感慨之余，隋文帝还发布了一道诏书：

“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治。”[1]

大意是：

“凡是世界上的生命都是有灵性的，能知好坏，辨是非。如果做官的都能像王伽这样，以最大的诚意对待百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即便是恶人也会被感化，那么刑罚也就没有存在必要了；反过来，做官的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只想着鱼肉百姓，那百姓自然会以最大的恶意来回应他们，以至于产生无数牢狱和诉讼之灾，让官府应接不暇，难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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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违反法律必须受到惩罚，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待人以至诚，则人皆迁善，这是自古以来颠不破的道理。对李参那样的囚徒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绝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

完

参考资料

[1]《隋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三十八. 唐魏征等撰. 隋书 一、二、三[M]. 北京：中华书局,第1674-1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