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杨凯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

这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货币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人民币的由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1941年3月成立了苏中区党委，不久又建立了苏中军区，形成了一片包括扬州、泰州、南通以及盐城南部的根据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下，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资料图片)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演变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渗透。在苏中地区，其与汪伪政权配合，从“军事清乡”到“政治清乡”“经济清乡”，妄图一举摧毁长江下游苏中一带的新四军力量。一场特殊的“货币战”随之打响。

1942年3月，汪伪政权宣布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三个月后又正式宣布在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等汪伪控制区和日军占领区禁止法币流通，代之以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为法定货币，并限令老百姓必须以二比一的比价进行兑换。汪伪政权此举有三个目的。其一，企图进一步挤压法币并取而代之，以此宣示自己政权的“正统地位”。其二，助推“中储券”涌入根据地，在攫取根据地物资的同时，引发根据地通货膨胀。其三，缓解汪伪政权的财政紧张状况。

而在此时，偏安一隅的国民政府一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对，另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戒备，一直不愿意授权根据地政权在当地销毁破损法币并补充印制新法币。其实，当时法币本就是分地域发行的。

面对这样的压力，我党领导下的苏中根据地做出了发行抗币的决策，先后发行6种抗币，在根据地不同区域使用。因而，当时形成了抗币、国民政府法币和敌汪伪币三种货币并存的错综复杂局面，斗争中对策略的把握尤为关键。

《人民币崛起》，袁满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我党领导新四军在货币斗争中取得胜利

苏中根据地审时度势，明确主要斗争策略为联合法币抵制伪币，逐步确立抗币本位。此外，在与伪币斗争、没收伪币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照顾到老百姓的困难，避免简单化处理。在我控制区内坚决禁止和取缔伪币，在敌伪占优势的地区，则对伪币主要采用“抵制限制”政策。同时采用“以伪制伪”策略，贬值征收部分伪币，以便掌握一定数量伪币，必要时可以抛售。这些政策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在抵制伪币的同时，我党对法币策略的把握即便放到当下来看也充满智慧。一方面，法币由国民政府发行，对稳住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非常关键；另一方面，法币是当时老百姓心目中“正宗”的货币，支持它对抵制和打击伪币有重大作用。但同时，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倒退和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法币已经并且必定继续走上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

面对复杂的局面，我党在苏中根据地采取了矛盾中求统一的做法，一方面支持法币，另一方面也逐步适当限用法币。例如，规定只有票面品相好的法币才能和抗币一起流通，票面破旧的要折扣贬值使用；对限制法币的理由进行宣传，强调破旧钞的清理存在困难，而非以抗币代替法币。这些都有利于争取和保持抗日统一战线中政治上的主动。

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当时根据地物资匮乏，技术低下，抗币只得利用土法来防伪，即采用一种特殊的土纸印刷，并尽可能采用双色套版印刷。由于土纸的特殊性，假冒反而不易。后来虽曾出现过一些假币，但数量很少。据资料记载，“假钞在各军区从未有能蒙蔽三日以上而不被发现和破获的”。而当时敌伪利用在香港、上海抢掠到的几家发钞银行的票版，大量伪造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两下相比，这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差异。

我党领导新四军在货币斗争中取得胜利，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苏中根据地取得抗战胜利。随着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各根据地的行政公署相继发布了各种抗币不分地域等价流通的告示，再后来随着各根据地、解放区银行的整合，我党领导的货币发行越来越趋于统一，直至1948年12月，终于正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1951年政务院发布命令，宣布统一关内外币制。以此为标志，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党在民族危亡时刻对金融问题的深刻理解有着超乎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人民币诞生于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之后则崛起于改革开放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回忆我党领导的金融史，既有对过往的缅怀，更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济发展、金融改革永远在路上。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本文为《人民币崛起》序言，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