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投机八卦

文\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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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剧照）

蔡京是北宋权臣，名载《宋史》“奸臣传”，为“六贼之首”。蔡京曾权倾三朝，四度为相，其官场要诀就是投其所好，邀宠固位。

宋徽宗赵佶在帝王队列中是另类，与其“百事不会，只会做皇帝”的前辈仁宗不同，他除了不会做皇帝，可谓多才多艺。蔡京把准了徽宗奢华排场、逸豫宴游的嗜好，大胆提出“丰、亨、豫、大”的施政建议，“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宋史》第39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3724）

（宋徽宗画像）

蔡京给徽宗玩得是八卦，“丰、亨、豫、大”来自《周易》的“丰”、“豫”二卦。“丰者，多大之名。盈足之义，财多德大，故谓之为丰；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无所拥碍，谓之为亨。故曰：‘丰，亨’。”“豫者，取逸豫之义，以和顺而动，动不违众，众皆说（悦）豫，故谓之豫也。”（《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63、99）“丰亨豫大”是卦辞，体现着古奥玄妙的精神文化，“丰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用夫丰亨无忧之德，然后可以君临万国，遍照四方，如日中之时，遍照天下。”（同上书，页263）可见，“丰亨豫大”是治国理政的海市蜃楼，只有“王者之德”才能臻此化境。蔡京这套说辞献给徽宗，无疑于精神行贿，雅而不俗，深而不陋，徽宗自然心花怒放，非常受用。“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宋史》第39册，页13726），国家物产丰饶、天下太平，粮多的吃不了，钱多的花不完（“帑庾盈溢”），建议徽宗，作为一国之君，要学会享乐，善于消费，以与大宋盛世相匹配。

（蔡京画像）

一个投其所好，一个正中下怀，赵佶、蔡京，君臣二人，贯彻“丰亨豫大”的指导方针，至少创造了如下政绩：“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又欲广宫室求上宠媚，……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而延福宫、景龙江之役起，浸淫及于艮岳矣。”（同上）这一切是与“两河之民，愁困不聊生”（同上）相伴而生的，几乎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翻版。史书提到的“大伾三山”“天成、圣功二桥”，故地在今河南浚县；延福宫、景龙江和艮岳，旧址在今河南开封。北宋都汴梁，这些昏君佞臣在皇宫内苑，京畿周边，大征劳役，大兴土木，攀比奢靡，争相豪华，一切为了面子，一切为了排场，挥霍国库内帑，耗尽民脂民膏，打造了无数“政绩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座耗费无数金银、历时十余年，建于京城近郊的“艮岳”（即万岁山）了。

（蔡京书法）

北宋灭亡后，赵宋政权在东南一隅又苟延残喘了一个多世纪。南宋学者朱熹在提及往事时说：“崇宁中群臣创为‘丰亨豫大’之说。‘君臣上下动以此借口，于是安意肆志，无所不为，而大祸起矣！’”“宣政间有以奢侈为言者，小人却云当丰亨豫大之时，须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乱。”（《朱子语类》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页1860）这已经不是什么八卦阐释，而是史鉴总结。在朱熹口中，有“当时某论某人曰”一语，其时去蔡京亡故不远，朱熹为著作权人打上“马赛克”可能别有深致；对话中提及三个年号：崇宁、政和、宣和，“丰亨豫大”何时提出并不确切，只要记住从崇宁初到宣和末前后20余年，都在徽宗任内就行了。

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叹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北宋亡于女真（金），女真亡于蒙古（元）。金人哀宋人，元人哀金人、宋人，总是一段历史链条。蜷伏在蒙古铁蹄之下的士大夫们，翻阅史籍，踏勘旧地，提到北宋的“丰亨豫大”之说，也不免杜牧之叹吧！元人袁桷写道：“呜呼，丰亨豫大之说行，驯致靖康长驱，中原皆望风迎降。”（《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36年）“靖康之变”，正是金兵攻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终于灭亡的悲惨事件。元人郝经有诗叹曰：“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全元诗》第4册，中华书局，2013年，页322）如果说袁桷阐述了“丰亨豫大”造成的全局性灾难，那么，郝经则揭示了“丰亨豫大”产生的局部性后果。“万岁山”（艮岳）作为“丰亨豫大”的标志性工程，其兴衰成废，很有代表性。这一工程刚竣工，“金人再至，围城日久，钦宗命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听其所之（逃命去吧）。拆屋为薪，凿石为砲，伐竹为笓篱（以为守城之具）。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啗卫士云（以饱士兵口腹）。”（《宋史》第7册，中华书局，页2102）金兵围困帝都，钦宗困守孤城，“艮岳”上的秀木奇石成了守城的擂木砲石。这座著名的“假山”，不仅造成了“穷九州”，而且导致了“亡北宋”，从而成了赵宋王朝贻羞万古的耻辱柱。

（仿古“万岁山”）

同样阐释“丰卦”，蔡京只选取了“丰亨豫大”一个维度，朱熹认为，“丰卦彖许多言语，其实只在‘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数语上。”（《朱子语类》，页1860）而这才是“丰卦”的精髓与核心。他从政治统治的角度阐述道：“人君于此之时，当如奉盘水，战兢自持，方无倾侧满溢之患。”（同上）赵佶、蔡京君臣只记住了“丰亨豫大”，却忘记了“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才从巅峰跌入低谷。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页277）就是外国人也承认，“在1000多年前，宋朝就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出现了。”（《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中信出版社，2016年，页276）一“极”一“最”，徽宗时期作为北宋繁华的巅峰，人们从《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一鳞半爪，“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页260）繁华盛世就这样断送于“丰亨豫大”。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史上也不胜枚举。“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千古一帝，沙丘政变后，很快二世而亡；开创“开元盛世”的大唐帝国，“安史之乱”后，迅速走了下坡路。前苏联作为与美国相伯仲的超级大国，“八一九事件”后，不也是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自然，乐极生悲，盛极而衰是人事。人是思想的芦苇，自不量力，德不配位，忘乎所以，妄自尊大，忘了自己几斤几两，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满脑子“丰亨豫大”，不在乎“日昃”、“月食”，“如奉盘水，战兢自持”被视为谨小慎微，临深履薄、居安思危被斥为妄自菲薄，没有不栽跟头的。

（此文发表于2022年第12期《杂文月刊》，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