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石达开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同时代人其实已经做过若干中肯的评语。陈玉成认为在太平天国的将领中，只有冯云山和石达开二人具有将才。冯云山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已经牺牲于广西全州，则实际上陈玉成所推崇的主要就是石达开。

李秀成对于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诸人的批评都是“中中”，惟独推崇石达开，就是“谋略甚深”。一个曾在太平军中服务的爱尔兰人肯能认为石达开“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真能表示他的军事行动。他是饱受教育而又能行动的人。”

(资料图)

另一方面，从曾经跟石达开交手而吃过苦头的湘军将领口中也能使我们增加对石达开的认识。曾国藩说：“石达开获悍为诸贼之冠”，又说：“伏查贼渠以石逆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为最谲。”左宗棠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顾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

敌人说他“狡悍”，我们就可以翻译为“明智而勇敢的将领”。至于“为诸贼之冠”，“出诸贼之上”的评语，可说和陈玉成、李秀成的话不谋而合。很明显，当时无论是革命将领或是湘军将领，都是确认石达开为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

除了同意上述诸人这些评述之外，如果还需要多说几句的话，石达开是始终一贯地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爱护备至，对敌人深刻仇恨，不愧为祖国历史上一个出色的农民革命英雄。至于他被逼出走，率师远征，虽然主观意图要“开疆报国”，但实际上形成太平天国的一次重大分裂，给革命带来重大的损失。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必然地要在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英雄们的身上表现出来，使他们终归不免于失败。

十多年中的生死斗争是多么光辉动人而又艰辛激烈，大渡河畔的悲剧又是如此的悲壮沉重，难道我们还应该过多地苟求于农民英雄们吗？

负气出走再认识

石达开在咸丰七年（1857年）春率领大军离开天京，单独行动。这事对于整个太平天国革命说，确是一种重大的损失。像过去的许多农民战争一样，太平天国也很难克服农民所固有的分散性，也无法正确处理革命内部的重要矛盾。

李秀成

当时的情况，大致如李秀成所述的是：“合朝同心将韦昌辉杀掉后，石达开回京，被推举提理政务，众心欢悦。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对石达开产生重重疑忌，专用自己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对石达开进行压制。”种种事实说明，洪秀全在这时已经是愈来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便陷于一种留既不好，走也不好的两难境地。按理说石达开在这时“应该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的团结；对洪秀全的疑忌，应该要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像后来的李秀成那样。但是，石达开和李秀成所处的地位有颇大的不同，石达开是起义初期七个主要首领之一，这七人经过内讧以后这时只余下洪、石二人。

就才能地位和得到军民拥护等方面来说，石达开在这时都是最宜于担任领导工作的唯一的一个人。洪秀全深恐出现第二个杨秀清或韦昌辉来取代他的“万岁”，因之对石达开的疑忌压制就特别深重。矛盾既深就完全有可能爆发为对抗性的冲突（比如说洪秀全如果下令杀石达开，或则石被杀，或则拥护石达开的多数军民起来反而把洪杀了，等等）。

这种冲突只要一发生，不论洪、石二人是谁被杀，都会立即造成极重大的混乱，太平天国也实在经受不起再度的自相残杀，摧残革命命脉。可以看出，石达开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及其后果的，因而两害相权取其轻，以自己出走来避免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希望能够在外面“开疆报国”，来扩大革命的影响。（石达开当然也会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但比起上述情况，看来还只是次要问题）

石达开早就想取四川以作为革命根据地，离天京出走后，因为在湖南遭阻，未能入川，才改道广西。离广西后，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和同治元年（1862年）又曾两度攻川，都没有渡过长江天险。同治二年（1863年）春再从西部冒险深入，终于在大渡河畔被围粮尽，全军覆没。

骆秉章等敌人诬蔑石达开在最后“乞降”，并且肆意篡改了他在牺性前的自述，这些记载当然不能无条件地完全相信。后来的分析，石达开可能是中计被俘，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意见。

即使从经过敌人篡改的文件如石达开致骆秉章信中，我们仍能多少看出石达开在临难前宁死不屈忠于革命爱护将士的刚强义烈气概。如信中说：“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身；死若可以安民全军，何惜一死。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可对吾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

石达开

他说出了数年来率师远征，没有能做到“开疆报国”的极大遗憾，但对于革命、对于太平天国中央（“吾主”）仍是始终一贯、忠心耿耿的。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明确地表示：“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即绝不投降敌人，但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设法保全部下的将士，“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因此当敌人提出要谈判时，石达开便不顾个人生命危险而寻求在谈判中保全三军的办法。

事实证明，这种通过谈判来保全部下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只能是一种有害的空想，说明他对于敌人的阴狠毒辣程度仍然估计不足。结果自己中计被俘，部下的将士也在敌人的大屠杀中全部被害。

至于石达开最后在成都就义时的情况，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是“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这种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精神，正是自古以来一切革命烈士所同具的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