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主持的黄淮治水工程竣工。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次工程共筑土堤长112268丈(620多里)，砌石堤3374丈（约18.7里），堵塞大小决口139处，修建每座长达30丈的减水石坝4座、新旧闸和车坝各3座、涵洞2座、减水闸4座，筑拦河顺水等坝10道，疏浚运河淤浅11563丈（约64.2里），开河渠2道，栽植护堤低柳832200株。

为了加强清水对黄河泥沙的冲力，潘季驯设计逼迫淮水以趋清口，将大涧、小涧等原来出水口全部闭塞，这就是治黄史上著名的“蓄清刷黄”、“刷黄济运”之策。

1、潘季驯治黄带来的好处

据潘季驯疏称，这次大工程算是圆满完成。之所以圆满，首先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正确决策，“此盖仰仗我皇上圣德格天，神明协相，圣心独断，庙算坚持”。

其次，得益于潘本人的方案正确，皇帝能坚持原则，不为浮言所动，“向使少为异议所摇，则此时不知更作何状矣”。

最后，得益于各级官员奉公忘私。潘称，许多官员“经理有方，承委便能速办，操持无染。督夫每见争趋，出入泥淖之中，堕指裂肤而不顾，见者俱为酸心。栖迟草菱之内，餐风沐雨以为常，察之全无惰意，忠勤可取”。

在潘看来，这次所兴大工，算得上是开支节省，功绩显赫，成效持久，为淮北千百万百姓谋取了福祉和安宁，“亿万年命脉之路，一旦底于翕宁”。

潘季驯强调，由于修筑了遥堤，自徐州府至淮安府，两堤相望，工程质量极其过硬，即使洪水异常，也很难溃出。由于在宿迁、桃源南岸修建了归仁堤，黄河水已不可能南决泗州。至于桃源、清河北岸，设有减水坝座。“故在遥堤之内，则运渠可无浅阻。在遥堤之外，则民田可免渰没。”

潘非常自豪地称，徐州、邳州地区，“两岸居民无复昔年荡析播迁之苦。此黄水复其故道之效也”。所筑高家堰异常坚固，使得淮水全部从清口流出，会黄河入海，清口则越来越深，“故不特堰内之地可耕，而堰外湖坡，渐成赤地，盖堰外原系民田，田之外为湖，湖之外为淮，向皆混为一壑，而今始复其本体矣”。

不但高邮、宝应地区原来被淹没的田地得以重新耕种，而且，上自虹县、泗州、盱眙，下及山阳、兴化、盐城等处，皆成沃壤，“此淮水复其故道之效也”。

潘季驯的成就获得了学者的赞扬。

郑肇经认为：

“季驯天才卓越，推究阃奥，发人所未发，成一代之殊勋，神禹以来，一人而已。”

学者沈怡则称其治黄为“中国河工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张含英认为“束水攻沙”一说“是人民群众实践的结果。不过潘季驯又有所发展，并进而运用于下游河道的治理”。

还有的学者认为：

“潘季驯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思想不但在这次河道治理中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黄淮安流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若真的像潘季驯所说的那样，这次大工从根本上消除了祸害淮北地区近400年的黄河、淮河、运河积患，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淮北地区贫瘠的根源，潘所得的所有赞誉均不为过。

诚然，这次大工后，短期内似乎具有一定的效果，泥沙的冲刷能力极大地得以提高，1194一1578年，黄河下游三角洲陆地每年平均向海洋延伸33米，1579一1591年猛增为1540米/年。

此后，延伸的速度变慢，在1592-1855年，仍维持110一500米/年的速度。

2、潘季驯治黄的危害

但黄、淮、运的灾祸却从未见少。

潘的同时代人就对潘的治河方略进行过质疑。这次大工中，长60余里(10878丈)，底宽8一15丈、顶宽2一6丈、高1丈二三尺的高家堰更是备受泗州人的诟议。

高家堰原为东汉广陵太守陈登始筑，堰下有“阜陵”等湖，三国、唐时在此亦有修堤工程，但这些工程主要是灌溉工程。

明初，平江伯陈瑄修筑过此堰，其规模均无法与万历七年的大堤相比。

尤为重要的是，陈瑄修筑高家堰的目的，仍在于“阻障淮水，使不得东入漕渠以灌下河田地”。

潘季驯主持的大工完成的次年（1580)，泗州进士、原湖广参议常三省愤然上书，驳斥潘季驯的治河理论，要求决放高家堰。

常三省写道：

“泗城内原有城中城，南门不守，而外水入，两水交攻，暑雨且甚，遂致毁城，内水深数尺，街巷舟筏通行，房舍倾颓。军民转徙，其艰难困苦，不可殚述。”有着外堤和砖石城墙保护的城中水患尚且如此，农村中的情形则可想而知了：

“泗入有岗田，有湖田。岗田硗薄，不足为赖，惟湖田颇肥，豆麦两熟，百姓全藉于此。近岗田低处既渰，若湖田则尽委之洪涛，庐舍荡然，一望如海。”

由于百姓仅靠农业为生，田园葬于湖水，生计全失，只得“逃散四方，觅食道路。羸形菜色，无复生气”。

流落外地的难民，成了被歧视、驱赶的对象，常写道：“近日流往他郡者，彼处不容，殴逐回里，饥寒无聊，间或为非。出无路，归无家，生死莫保。其鬻卖儿女者，率牵连衢路，累日不售，多为外乡人贱价买去，见之惨目，言诚痛心。”

对于决放高家堰以减轻洪水对泗州的围困的要求，潘季驯认为，高家堰与运河漕道的关系极为密切，绝不能决放，一旦决堤，则准水东汇，高邮、宝应一带运河必然横溃四决，阻梗运道。而黄河入海口则全赖准、黄两股水流合力冲刷；若决高堰，仅剩黄水一股，难以冲制黄河带来的泥沙，海口必然淤塞。若如此，则海口以上的黄河则随时随地均可决堤，运河河道必然阻塞。

常三省反对潘季驯的治河方略。他指出，过去在长时期里利用淮河、洪泽湖为运道，淮水从大涧、高良涧入湖，而高家堰则从万历七年才筑成，如果高堰决堤真的如潘氏所危言的后果，为何在万历七年以前却没有那么多的灾患呢？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潘氏的立论无可证实。他写道：

“至谓堰之一决也，则淮水东而湖溃，海口塞而黄河决，因遂阻梗运道焉。此则前无可验，后无可推者也。”

他还用事实来驳斥潘的强词夺理，认为高堰大堤丝毫无助于黄河安全，“河决崔镇等口，正在万历年间高堰既筑之后，而去年高宝、邵伯一带堤埂之倾圮者，十有余处，较之往年特甚。适又在于堰工初成，一无所决之时，此又何说也？”

常三省上书后，很快遭到了潘季驯的弹劾，被罢去官职。常三省的呼吁大概在当时被不少人视为杞人之忧。

实际上，有的学者以世纪为单位对近500年淮河中游凹地水灾所作的分析表明，修筑高家堰至黄河在1855年改道期间，水灾的频率明显地增加了。

未修高家堰的15世纪，水灾仅有4次，修筑高家堰的16、17世纪分别达22、23次，18世纪更达35次。

从夏代至民国年间，黄河共迁徙46次，其中在明代迁徙15次，清代14次。

高家堰修筑整整100年后，让泗州城永沉湖底的洪水，更为常、潘之争作出了最终裁决。

3、沉入湖底的古城——泗州

泗州始设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州治初在宿预（今宿迁），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移临淮。

唐诗中有“云湿淮南树，笳吹泗上楼”之句，唐人李绅的《入泗门》写道：

“淮河一派清淮接，堤草芦花万里秋。烟树苍茫分楚泽，海云明灭见扬州。”

说明泗州在唐代是通向淮扬的重要交通要道。

陆畅《夜到泗州酬崔使君》云：

“徐城洪尽到淮头，月里山河见泗州。闻道泗滨清庙磐，雅声今在谢家楼。”

宋以前，泗地为泗水、沂水与淮河交会之地，各河流“安流顺轨数千年无变更”。有人指出：“江南自淮而东，以楚泗、广陵为之表。”泗州方志中称此地为：“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

《凤阳府志》载：

“泗州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虽平旷，而冈垄盘结，山水朝拱，风气凝萃，形胜之区也。”

《泗州志》称：

泗州“扼淮徐之门户，通兖豫之舟车。虽原平野旷之区，而风水结聚，自然昌明。东南一大都会”。

唐时流传着民谣：

“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

被水淹沉的泗州域原筑于宋，有东西二城，皆土筑。明初合二为一，并改用砖石修筑，城周长9华里30步，城墙高3丈5尺。城内有城门五州署、城隍庙、文庙学宫、泗州营卫署、大圣寺、灵瑞塔、演武厅等。

由于地当“江淮要冲，南北孔道”，城内修有伏龙、廻龙、汴泗、永宁、天梯等桥，“至于衢闾整饬，栋宇毗连，百货之所集，人才之所钟，视今日（指晚清)当加倍。”

4、《天下长河》一剧的背景

高家堰修成后，被洪水淹浸成了泗州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般说来，供蓄水用的水库多建在山谷中；如三面临山，只要在谷口修一道坝堰即可，这样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被淹。由于淮河中游地区地势极为平坦，河流落差极小，筑堰蓄水所淹的面积极其巨大，泗州等地随时都面临灭顶之灾。

至于潘季驯的治河方略，尽管从开始时就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责疑，但长期以来却被治河者奉为圭臬。

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五年(1666)、九年(1670)、十一年(1672)、十五年(1676)，泗州均遭大水淹没，受灾非常频繁。

尽管如此，《天下长河》中的治河专家靳辅仍然认为：

“水势分而河流缓，流缓则沙停，沙停则底垫，以致河道日坏。”

基本上秉承了潘季驯对黄河成灾原因的认识。他们治河的方法也基本一致，靳辅指出：

“黄河之水从来裹沙而行，水合则流急而沙随水去，水分则流缓而水漫沙停。沙随水去则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归。沙停水漫则河底日高，而旁溢无所底止。故黄河之水全赖各处清水并力助刷，始能奔趋归海而无滞也。”

1677年，靳辅治河，大修高家堰，南抵翟家坝，北迄烂泥浅，并大辟清口，挑引河四五道。

康熙十九年泗州城终于永沉湖底。可以说，靳辅主持的这次河工是泗州沉没的直接原因。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