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元年（前49年）十二月，43岁的汉宣帝驾崩于未央宫。接着，27岁的太子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刘奭是一个生不逢时的皇帝，在他登上帝位之前，西汉王朝就开始显露出衰颓的趋势，武帝时的强盛，昭帝以来的“中兴”景象，逐渐变为当时人们的美好回忆。

继位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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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帝晚年的诏书中，不断出现“民多贫，盗贼不止”的哀叹，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统治者的恐慌。在这种形势下继承帝位的汉元帝刘奭，面临着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他自己在走上皇帝御座的道路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原来，刘奭虽然是宣帝的太子，但却是宣帝微时在民间所生。刘奭母许皇后为昌邑人许广汉之女。广汉少时为昌邑王郎，后因有罪下蚕室，为宦者丞。上官桀谋反时，广汉又因搜索罪证无功，而坐论为鬼薪，后为暴室啬夫。

当时的汉宣帝尚未被朝廷所承认，还是被称为“皇曾孙”的一名普通的皇室子弟养于掖庭，与犯罪的许广汉同寺而居。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嫁给内者令欧侯氏之子为妇，但未及过门欧侯氏子已死，广汉遂将平君嫁与皇曾孙，平君生子刘奭，又过数月，皇曾孙被立为皇帝。

依常规，平君为皇后本不成问题，但由于她出身微贱，在宣帝即位之初，只封其为婕妤。而拥有大权的霍光则一心想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暗示公卿，但宣帝不忘微时所娶之许氏，终于立许倢伃为皇后。当刘奭8岁时，被立为太子。

刘奭虽勉强地被立为太子，但并未得到皇帝的宠信。逐渐长大的刘奭“柔仁好儒”，对宣帝多用文法吏采取严刑镇压的办法进行统治颇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当然不会取得其父宣帝的好感，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从此彻底失去对太子刘奭的信任，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刘询

此后宣帝曾欲以淮阳王代替刘奭为太子，只是由于顾念许氏旧情才没有实现。可见，刘奭即位前就不是一个幸运儿，刘奭即位后更是天灾、人祸迭起。如“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元帝慌忙召见丞相、御史，指责各级官吏未能尽职：“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浸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

皇帝的训斥虽然十分严厉，但危机丝毫未减轻，此后“地震、水灾频仍，百姓流离，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元元大困”“盗贼并兴”，“百姓饥馑，流散道路”，“盗贼多”，由元帝至平帝时期史不绝书。不仅武帝时那种“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的升平景象不见了，就是昭、宣时期的“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中兴”气氛也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上呈现的是农民流亡、骚动，阶级矛盾激化农民反抗斗争由分散的、小型起义逐渐发展到集中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西汉王朝的颓势确是由元帝时开始的。

汉元帝比起他前几代皇帝来，真是生不逢时，然而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根本原因既不能完全归咎于元帝的无能，也不能仅仅归罪于个别官吏的腐败，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那就是西汉末年的土地高度集中。

土地高度集中

土地不断集中和小农经济破产是土地私有制下普遍的规律。不过,在西汉昭、宣帝以前，尤其是武帝时期，西汉政府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原因，采取了一些抑制、打击地主、豪商的政策，使大地主、豪商势力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这是大统形势的需要和加强君权的必然结果。而抑制大地主、豪商势力的发展，也就降低了土地集中的速度，其客观上是缓和了阶级矛盾的。因此，在宣帝以前，尽管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重，在一定时期使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但经过封建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就又归于缓和。这充分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在当时的进步作用。

不过，“大一统的形势，又造成绝对君权与豪商、地主势力的发展起了严重冲突；豪商、地主的胜利，那就是绝对君权的屈服，大一统的瓦解”。汉元帝以后，“绝对君权”与武、昭、宣时期相比明显地衰落下来。于是，地主、豪商势力的发展限制减少，结果土地集中的速度自然就加快了。

刘奭

自汉元帝以后，封建政府即不得不放弃打击豪强的政策，不仅汉武帝时期实行的打击豪强地主政治势力和剥夺他们经济财产的种种措施逐渐统统取消，而且，自汉初以来就奉行的强干弱枝方针，到元帝时也不能不改变。

以前西汉各代帝王均借修陵园之机，将各地豪强地主集中于京师附近，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到元帝时连这一办法也行不通了。他为自己起初陵时，说过去“徙郡国民以奉园陵”，弄得“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所以这次修陵“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士乐业，亡有动摇之心”。

在这种冠冕堂皇的词句背后，实际是反映君权衰落，缺乏打击地方豪强的力量。可见,这种“动播之心”已经使得皇帝不得不对“郡国豪杰”作出让步。让步的结果就使皇族、贵戚、官僚、商人和豪强地主依仗其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土地，促使土地的迅速集中。

政治昏暗吏治腐败

汉末的政治昏暗起于元帝，上自皇帝，下至官吏，谁都认为这是一个“极乱”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叹息“孝宣之业衰焉”，吏治一天比一天腐败。

如元帝之世“天下俗贪财贱义……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

西汉疆域图

这些王公贵戚，不仅把持朝政，而且生活极端腐朽，大肆挥霍国帑，铺张豪华至极，如“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无所不飨，什倍于前”。

在中央，外戚、宦官迭相专权，各地则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如元帝时“显为太仆十余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臧千余万”，“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郡之钱尽入辅家”。

元帝荒淫腐朽

元帝时，在皇宫之内消耗着大量的财富，皇帝本人的荒淫无耻生活一代胜过一代：“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

元帝号称“仁柔”、“恭俭”，但仅后官妻妾妃嫔，多得“不得常见”，只好“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以至“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至于其他用度耗费更为惊人：“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马食粟将万匹”“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

当时就有大臣率直地指出：元帝“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距亡国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