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公文传递靠的是驿站,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递铺用以传递公文。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递铺传送。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虽长达3000多年，但留存的遗址、文物并不多。我国1995年8月17日发行两枚《古代驿站》特种邮票，上的两处驿站遗址，均属明代。孟城驿是一处水马驿站，在江苏高邮古城南门外。鸡鸣山驿在河北怀来，是我国仅存的一座较完整的驿城，另外在浙江安吉县的县城叫递铺镇，有古驿站的园林，但已是新建的驿站古迹了。

一般每隔二十里就有一个驿站，一旦而要传递的公文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按规定每天三百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四百里，六百里甚至八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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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紧急公文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千里马”是形容一匹马能日行千里，实际是不可能的，按唐朝的规定快马能日行一百八十里左右，再快的马可能跑得更多一些，因此实际是驿卒们快马加鞭，以最快速度奔跑，单靠一匹马是跑不到目的地，要到下一个驿站换人换马，连续传递下去。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玄宗在临潼华清池，两地相隔三千里，六日内玄宗就得到这一消息，可见传递速度每天达五百里。唐代的一尺合0.303米，一里合454.2米。五百里约合现代的227公里，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至于八百里加急，可能差不多要走两天才能到。

唐代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前一段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威阳，暮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作流星。据《大唐六典》记载，唐代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有二万多人，宋代人的《五经总要》中曾提到过唐代的营州道上所设的驿站：“因受（今朝阳市）东百八十里，九递至燕郡城(今义县)，自燕郡城东行，经汝罗守捉(今北镇)，渡辽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今辽阳市)约五百里”。这里所说的九递十七驿虽无具体站名，但可以知道唐代驿站的设置已经达到了辽东。

到金代时，为了适应军事需要，加强通信联络，仿宋朝在辽宁地区建有递铺。递铺一般建在有驻军的主要交通线附近，好像一个方形的小堡，四角插着黑旗。铺与铺之间的距离一般在十里左右，管理非常严密，具有军事性质。这时的递铺和驿站归朝廷统属兵部领导。

到了元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了驿站制度，这也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这时驿站也叫“站赤”，实际“站赤”是蒙古语驿站的译音。

到了明代在各干线道路上均设置了驿站。还设立了递运所，这些独立于驿站，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由各地卫所管理。递运所开始设于洪武元年（1368年），它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邮驿分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并的共三种，各驿站都设有驿舍、驿丁、驿马、驿驴、驿船及驿田等。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邮符”，官府使用时凭勘合；兵部使用时凭火牌。使用“邮符”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派兵保护。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都要填写连排单。

驿站驿长和驿卒都负有责任，各朝在法律中都有明文规定，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负有的职责中必须每年呈报驿马的死损肥瘠，以及经费支出等账目明细表。对驿卒他们的身份低下，但是最重要的邮递人员，不论烈日、寒风、大雨、冰雪都身背公文袋，日日夜夜奔跑在驿道上。规定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唐朝还规定，凡文书在途中耽误行期，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最重可处徒刑两年。若耽误是重要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如因文书耽误而导致军事上严重后果者，判处绞刑。

一般来说盗贼是不敢抢劫偷盗驿卒他的重要文件，以免遭受官方剿杀。但交战的敌方往往会派间谍途中拦截情报，所以常采取派兵保护或变化传递途径等各种措施。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邮驿的速度与数量与今天无法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来说并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可以说那时的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