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瓦剌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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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徐达率领的明朝北伐大军一路摧枯拉朽，以破竹之势攻占了通州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仓促之间带领宗室贵族逃离了元世祖忽必烈创建的大都城，退居到了长城关外的漠南大草原，元朝正式结束了对全国范围的统治。蒙古草原随之陷入了动荡不堪的北元流亡政权时代，而中国历史则进入了明朝政权和北元政权对峙的“新南北朝时代”。

元顺帝北遁之际，太尉哈剌章曾主张汗廷西迁，借助西道诸王的实力，共图恢复元朝对中原的统治。但是，元顺帝考虑到元末红巾军起义之际，调西道诸王前来勤王的时候，奉诏前来的窝阔台后裔曾经在元上都趁机发动了兵变，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就强硬地拒绝了太尉哈剌章的建议，将汗廷驻扎在了蒙古高原的东部地区。

图文来源：《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朱元璋为了扫平北元政权的残余势力，曾多次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北元政权统治的疆域辽阔，并且拥有数量庞大的骑兵，双方战争互为输赢。公元1388年，朱元璋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唐胜宗、郭英为副将，再次率军北伐，并在捕鱼儿海（今呼伦贝尔的贝尔湖）重创北元政权，俘获蒙古大汗脱古思帖儿次子地保奴及军士十万余人，马驼牛羊十五万头匹。蒙古大汗脱古思帖儿在逃往哈喇和林途中，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弑杀，蒙古大汗之位在阿里不哥后裔、忽必烈后裔，甚至窝阔台后裔之间频繁更迭，蒙古草原又回到了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时代。

蒙古黄金家族的衰落，让原本就对蒙古汗位有觊觎之心的西部瓦剌蒙古趁机崛起。瓦剌蒙古原为蒙古草原之北的叶塞尼河流域的“林中百姓”，亦称为“斡亦剌”或者“斡亦剌惕”。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后，斡亦剌部自愿归附，并得到了优厚的待遇，不仅被允许统辖本部四千户，还与拖雷家族的阿里不哥（忽必烈的弟弟）建立了世代联姻关系。因此，当北元政权被明朝北伐军在捕鱼儿海击溃以后，瓦剌部就怂恿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弑君自立，瓦剌部首领则因为拥立有功，成为了太师。到了也先太师的时候，瓦剌部进行了东西扩张，其领地北起贝加尔湖，南迄长城脚下，东至朝鲜半岛，西到巴尔喀什湖一带。“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唯一让他不敢轻易挑衅的就是长城南沿的大明王朝。

明朝：武备驰废

此时的大明王朝，由于连年北伐也陷入了“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的窘况，随着朱元璋和朱棣时代的终结，后世之君更加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蒙古问题。特别是朱棣将战场前沿的大宁卫内迁，大明王朝开始从主动攻击转向全面防御，军事实力开始走下坡路。大宁卫，治所在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最初是由契丹人用“澶渊之盟”之岁币建立的辽中京。朱元璋分封诸子时，将第十七子朱权分封至此，是为宁王。大宁卫“居宣辽之肘腑、为燕蓟之屏障”，控制着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之间的通道，护卫着北京城的安危。因此，朱棣起兵之际，为防后院起火，就以“天下平分”的噱头忽悠朱权跟他一起南下靖难。事成之后，朱棣反悔，就把朱权重新安置在了南昌，还将大宁卫治所内迁到了保定府。

而在蒙古高原，自从元顺帝退居草原以后，明朝除了武力征讨以外，还对其进行了无情的经济封锁，蒙古高原进入了比前成吉思汗时期更加孤立的状态。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粮食、盐巴、茶叶、铁器被禁止从长城以南流入到塞北草原。以至于很长时间内，蒙古人连做饭用的铁锅都没有，只好用皮具煮饭吃。为了解决最迫切的生活物资，蒙古各部落除了疯狂地内卷、抢夺资源外，就是零星性地在明朝边界进行“扰边”，希冀缓解一下自己的经济困难。

因此，不管是蒙古高原的黄金家族，还是西部的瓦剌部，都希望明朝能够开放通商，双方通过正常的交易来化解草原民族的窘迫。而对于明朝来说，“天朝物产丰盈”，我们吃不惯牛羊肉，不吃牛羊肉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我们又何必要把粮食、盐巴、铁器送到草原让对方强大起来呢？而这种经济封锁的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蒙古东部的兀良哈三卫接受明朝册封后，瓦剌部三位首领也被明朝封为了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并与之开放了通商。也先的祖父马哈木就是首任顺宁王。

即便如此，随着明朝仁宣两宗文官体制的逐渐增强，后世君主已经没有能力再提兵北上，继续对蒙古高原进行征伐。但是，偏偏就有不自量力的脑·残者意图恢复洪武、永乐时期的耀兵塞外，来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这个人就是明朝第五任皇帝（建文帝被朱棣废除后，年号亦改为洪武）明英宗朱祁镇。

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瓦剌部也先派2524人到北京贡马，却谎报3598人，要求明朝按虚报的人数进行赏赐。同时，他还以“贡马"为聘礼，想迎娶明朝公主。大太监王振想显示自己的威风，一反过去对瓦剌友好的常态，下令核实瓦剌贡使人员，并拒绝了提亲的要求。恼羞成怒的也先随之兵分四路，向辽东、宣府、大同、甘州大举进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也先大军，明英宗表现得却异常镇定。一方面是蒙古诸部多年“扰边”让从上到下的各级明朝官员司空见惯，另一方面，明英宗被大太监王振一顿忽悠，感觉自己体内太祖、太宗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他想起了太祖皇帝南征北战，以绝对的劣势不仅扫平了陈友谅和张士城，还将元顺帝赶回了草原；他想了太宗皇帝五次亲征漠北，立下了赫赫战功。于是，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平也先的蒙古大军，树立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

图片来源：《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不过，能有多大脸，就能现多大眼。仓促之间，明英宗携数十万军队，向围攻大同的瓦剌也先部猛扑而去。谁料明英宗到了大同后，连个瓦剌鬼都没有碰到一个，倒是碰到了狂风暴雨。没有过足英雄梦的明英宗只好怏怏而回，岂料班师大军返回到怀来城西北部的土木堡时，被尾随而来的也先部团团围住，数十万大军悉数解甲溃逃，就连明英宗本人也成为了阶下囚，至于那个教唆明英宗御驾亲征的大太监王振也命丧黄泉。

景帝登基

当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其母孙太后惊慌失措，召集朝臣和明英宗的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共同商议解决方案。众朝臣束手无策，翰林侍讲徐珵甚至在朝堂之上装神弄鬼，戏言他夜观天象，大明王朝在北京的天命已绝，最好的办法是举国南迁，避免大难。就在这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怒斥徐珵逃跑卖国行径，高声呵道：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道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诸王前来相助，誓死守卫京师。

此时的于谦，清醒地知道，京师一旦南迁，太祖、太祖历代帝王构建的幽云防线将全线溃败，长城南北将再次落入北方游牧民族之手，明英宗的结局就是北宋徽钦二宗的翻版。因此，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能够捍卫大明王朝的边疆安全，还能提高与也先和谈的砝码。

而对于谦来说，比北京保卫战形势更加严峻的是当前朝廷的状况，一方面是也先带着明英宗在各地招摇撞骗，勒索钱财，一方面大明王朝由于失去了皇帝，政令无法做到上传下达，想调度各方力量保卫京师极为掣肘。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孙太后又希冀将明英宗年仅2岁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将皇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于谦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出发，联合朝中众臣拒绝了孙太后的建议，并上书孙太后：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早定大计，以奠宗社。

寥寥数语，不仅告诫了孙太后国家正在危难之际，立幼童为君绝非上策，还彰显了于谦正直、刚硬，非黑即白的儒家性格。正是于谦这种非黑即白的性格，也注定他最终的人生悲剧。

这种悲剧，如果放在后世的张居正身上，也许可以避免。但是，于谦不是张居正，他没有张居正的圆滑和世故，只能仅凭着一身的孤傲和正气维持着王朝安危和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人应有的信仰。

于谦：清白人生

于谦他将郕王朱祁钰推到了皇帝的宝座上，但是却无法预测明英宗在也先那里失去利用价值后还能回到京城；他也无法预测即位后的景泰帝朱祁钰违背了登基时孙太后的懿旨，废除了明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位而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导致景泰帝与孙太后交恶；他更无法预测，囚禁深宫里的明英宗还能暗自发力，趁着景泰帝病重期间发动夺门之变，再次称帝。在他的心中，唯有国家的利益大于一切。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虏走时，朝廷大臣有人主张与也先讲和，换回明英宗。于谦说：“国家社稷才是重要的，与此比较起来，人君皇帝并不是很重要。”

因此，当景泰帝朱祁钰病重的时候，于谦他并没有去投机，反而在朱见济夭折后与大臣们商议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这样一来，其实也触碰了景泰帝朱祁钰的逆鳞，即使没有夺门之变，景泰帝朱祁钰也会因为于谦的建议而恼恨于他。而在夺门之变前夕，以于谦当时的地位与权力，他只要稍加部署，就能粉碎石亨等人的阴谋。

但是，于谦并没有出手阻止。因为他比谁清楚，景泰帝即位的合法性并不是来自其父明宣宗，而是来自明英宗的生母孙太后。孙太后既然立景泰帝是合法的，那么她废黜景泰帝也应该是合法的。于谦要想彻底否定这个合法性，只能出手废黜孙太后，再将明英宗朱祁镇以“谋逆罪”处死。

可是，景泰帝朱祁钰并没有子嗣，他也只能复立明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那么于谦又该如何面对未来帝国的继承人呢？因此，于谦不是没有能力粉碎夺门之变，而是为了国家社稷，他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的眼中，不管是朱祁镇为帝，还是朱祁钰为帝，都没有大的区别，只要江山社稷没亡，他的人生价值已经得到了实现。

天顺三年，于谦的灵柩被葬到了家乡的西子湖头，与南宋的岳飞墓遥遥相望。于谦的一生，就像他的那首《石灰吟》所云：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他做到了，生前清清白白，死后亦是清清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