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中最具气象和格局的文化建构，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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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中国古人对于世界、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总体认知，与古老的天道崇拜遥相对应，既有着地理和空间概念，也有着政治及文化内涵。

古代臣民尊称帝王为“天子”，东汉《白虎通德论》云：“天子者，爵称也。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子是天爵与人爵合一的爵称，孟子云：“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天子“受天命而立”，成为人民的共主，从而获得“天下”，这一概念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记载。

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便曾多次出现“天下”一词，《尚书·大禹谟》记尧：“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西周《尚书·召诰》云“用于天下，越王显”。

天子虽“受命于天”，但只是代天行使天命，究其行事还是要以民心为本，积善行德，安抚百姓，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尚书·大诰》篇记载了周公论及周兴商亡的原因，认为商因失道而亡国，周因立德，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中国人的天下观不再局限于地域、时空、人族、种群，还涉及到天人关系、政治理念、礼法秩序、社会理想、人文情怀等方方面面。从此，在古代文献中，“天下”一词具有了多种涵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极为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使命、文化责任和文化修养。

历代贤人志士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勤政爱民，护国保民，造福人民，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家国天下情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意识。

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子，出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让孔子深感痛惜。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就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描绘了人人尊老爱幼，人人诚信友善，人人团结和睦，人人分工协作，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社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孜孜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家园。

孔子一生都在为此而努力，周游列国，推广德治礼治，却得不到当权者的认同。晚年回到鲁国后，依然潜心教授门徒，整理典籍，修订《六经》，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万世人极的武圣人关帝，出生在政治腐朽黑暗的东汉末年。关帝青少年时期便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志兴汉室的伟大理想。《关帝圣迹图志》第八卷记载：“……戊午，（关帝）生子平，次年己未，圣帝二十岁。遂谢父母曰：‘儿已有后，足祀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遂诣郡陈时事……”

在中国人的心中，天下观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反映着一个人的修养、气度、胸怀、视野、境界、格局，及发展方向。

《吕氏春秋》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天下观是古人悟得大道的精华所在。

梁启超说：“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而不以一部分自画。”

数千年来，无数贤人志士胸怀天下，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生忘死，前赴后继，以高尚的人格情操，和远大的理想抱负，为中华文化的传扬发展，奠定了千古不磨的坚定基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繁荣昌盛，张扬起驶向美好未来生活的风帆。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