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山文化旅游：

晚清时期，特别是洋务运动之前，政府税源单一，若无大事，尚可维持收支平衡。稍有风吹草动，则会让政府财政进入举步维艰的窘迫状态。两次鸦片的战争赔款并未触动国家根本，自太平天国兴兵之后，战火连绵十余年，涉及大半个中国，且多为江浙富庶之区，清政府便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到了无款可拨的境地。政府处于赤字状态，不得不大开捐纳之门，任由地方督抚自收厘捐。吴廷燮编纂、1914年刊行的《清财政考略》是咸丰朝以后第一次全国收支统计，同治十三年（1874） 岁入总计为6080万余两，岁出总数则在7000万两左右，存在近1000万两的赤字⑦。也有专家分析，清政府的财政缺口并未达到千万两之多，这从1875年定议海防、塞防并重，同时决定每筹拨南北洋400万两海防经费，可以看出清廷对于国家财政的信心。

1879年9月（光绪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对国家财政进行了评估，他认为国家每年财政收入认为每年新旧入款总数约为5800万两，支出为4500万两左右。对于这一估算，户部予以了否认，他们认为：“新增洋税以供机器、海防之用，旧有入款供应支者实无盈余，厘金、捐输为西征、各省防军所耗，则国用已不足。”⑧

(资料图)

户部的说法当然非常权威，由此也不难看出，虽有洋税、厘捐的税收新渠道，但也出现了洋务项目投资、西线军费开支、海军海防建设等新的支出，对于本来就没有盈余的国家财政，出现一定程度的赤字，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1870年代后期，一场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持续近4年的特大旱灾对本来就陷入困难的清廷，以及正在推进的洋务运动，特别是正在建设中的开平矿务局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场灾荒从1876年开始，持续到1879年，1877年和1878年两年最为严重，由于这两年干支为丁丑和戊寅，史称“丁戊奇荒”。在这场灾荒中，死亡人口总数约在950万至2000万之间。为了维护统治，政府自然要进行救灾，毫无疑问，本来已经进入赤字的国家财政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庞大的意外财政支出，成为了清政府必须着手解决的一大难题。

现有资料和相关研究表明，这次赈灾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赈灾存在具有明显差异，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比如，自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富商士绅积极参与捐款，这是原有传统。进入中国的洋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也利用赈灾的难得机遇，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则是新的变化。此外，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新型企业也积极参与救灾。招商局不仅需要代为采买粮食，垫付巨额购粮款，还要低价甚至是亏本承运。当然了，清廷出于“养民”角度考虑，理所当然的赈灾主体，更是首当其冲，为赈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此，这场灾荒对清政府的财政产生了巨大冲击。灾情发生，不得不减免灾区钱粮，还因灾蠲、灾赈等形式对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挤压。

据专家统计，仅在1876年至1878年三年中，旱灾最为严重的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省份，减免的田赋总和超过了1800万两，接近于朝廷国库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清政府应付荒灾的惯例，则是由地方官府先从自己管理的经费中设法筹办，再上报朝廷审核报批。这部分赈灾经费来自于地方官府在征收钱粮赋税以后，各州县例应坐支及各省布政使司照例留支的部分，其本来主要是用于支付地方各项公费及驻军俸饷，即所谓除了上解中央“起运”之外的“存留”部分。很不幸的是，在这次灾荒期间，如果期盼从灾区筹措经费，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连年平定太平天国、平捻战争，已经把各省节余消耗殆尽。1875年，也就是灾荒的前一年，山西巡抚鲍源深在一他的奏折中称：“岁入之项仅三百万有奇，应解京饷、固本饷一百零六万，应拨各路军饷一百九十余万，本省必不可少之用一百六七十万，以出衡入，窘竭情形，岂堪言喻？山西如此，他省可知······”⑨到了1877年，山西省“查现在库司别无闲款，仅存上年下忙尾数钱银三四万两”⑩。山西如此，其他省份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河南办赈之初“藩库存银仅止二千余两”。1876年，李鸿章亦奏称：“直属素称瘠苦，前数年水患频仍，仓储久已空虚，库款万分支绌。”⑪不仅灾区省份无力实现自救，让非灾区省份挤压救灾款，同样也绝非易事。

既然国家财政如此紧张，洋务运动受挫也在情理之中。以1875年为分水岭，天津机器局的经费连年增长，当年高达36万余两，之后4年持续下降，年均经费仅为25万余两；江南制造局当年经费近55万两，之后连年下滑，1877年还不到20万两。金陵机器局的经费在1876年之后，也是连年下降，年均仅10万两。1876年，当唐廷枢、徐润、盛宣怀赴烟台向正在与英国因滇案正在谈判的李鸿章汇报，要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之时，难怪李鸿章说出“极以为应办，但以百万巨款，必赖南洋主持。”⑫李中堂竟然不顾亲手创办招商局有落入南洋的风险，也拿不出一百万两的资金，这也充分说明了直隶省确实陷入了资金紧张的窘状。

虽然北方多省处于连年旱灾之中，清廷却能全力支持左宗棠西北用兵。自1875年到1880年，西北用兵费用合计5236万两，年均高达870多万两。仅清政府允许左宗棠借的洋债就有1550多万两，每年利息高达70多万两，其中两笔合计为675万两就发生在1877年和1878年。无论财政多么吃紧，依然要保证西征军饷，可见朝廷的用意所在。国家财政有限，西北得到了保证，北洋自然就会受到遏制。1875年，朝廷答应的每年拨解400万两的海防经费，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全额满足，每年仅能收到数十万两，李鸿章的征战工程遭受重创，其他民用工业陷入举步维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876年招商局尚且能够招股8万余两，1877年即下降为4万余两，1878年仅有2万余两，这也充分反映出商民并不看好当时官督商办企业。1879年，当盛宣怀要求李鸿章给予湖北煤铁矿“拨济官股相助”之时，李鸿章并非最初的全力支持，而是断然拒绝。魏纶先被命办理上海机器纺织事务，招商未见成效，官款资助也化为泡影。虽然开平矿务局的境况稍好，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唐廷枢不但没有收到分文官款资助，第一年也仅招到20余万两股本。在股本未足的情况下，只能集中力量开采煤矿，铁矿开发被无限期搁置。

到了1880年，开平矿务局煤矿产煤在即，不得不解决运路之时，唐廷枢拟出挖运煤河与筑硬路的组合方案，当他谨慎地申领5万两煤炭预付款以解燃眉之急时，李鸿章并没有全额满足，仅给予借垫3万两，可见北洋资金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招股不足，官款无着，位处北方的直隶省少有钱庄，唐廷枢只能向商户拆借。前文提及，在1884年开平矿务局第一届账略里出现了24万余两官方借款，除此之外，还显示有452822.278两商户借款。这些借款来自13个商号和个人，其中仁和保险公司、济和保险公司、贵池矿局、沪局、招商局、积厚堂6家借款达409973.23两，其余至多不及万两，至少仅为千余两，招商局及其下属两个保险公司的借款达到296193.972两⑬。由此不难看出，招商、开平两局共为唐廷枢管辖，开平矿务局得到的官方和钱庄借款非常有限，他却可以通过挪借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这是招商局所没有的优势。招商局借款解决了开平矿务局的暂时困难，却也给后来盛宣怀、马建忠攻击唐廷枢留下了口实。1884年，马、盛二人就借招商局款等问题发难，多有指摘，最终，唐廷枢不得不辞去轮船招商局总办一职⑭。（文/蔡建忠 来源：开滦史鉴）

注释：

⑦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卷9，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

⑧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下转第22页）“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4）。

⑨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4）。

⑩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4）。

⑪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4）。

⑫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卷6，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⑬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6-107页。

⑭唐廷枢，《开平煤矿账略 （1884 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1885年，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