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陈峰韬

近日，在寒窑苦等薛平贵十八年的王宝钏突然火出了圈。由于社交媒体的剪辑与传播，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中王宝钏以野菜充饥的情节引起讨论，许多人以此批评“恋爱脑”这种爱情至上的现代婚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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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其折射出的古代婚恋观念却引人深思。宰相之女王宝钏下嫁薛平贵后，苦等丈夫不再嫁，背后原因或许不完全是“恋爱脑”，还有一定社会因素。古代妇女因为各种原因再嫁，或者三嫁，与守节、贞烈紧紧挂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哪怕寡妇再醮都要被人指摘，宋明后尤其如此。王宝钏的故事背景虽设定在唐代，真正广泛流传大约是在明朝，可见当时主流的婚恋观念。

不过，在中国漫长历史上，也有例外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婚恋观念颇为开放，女性再嫁较少受到束缚，尤其是身份较高的女性。如果王宝钏是魏晋南北朝的女子，或许会演绎出不一样的故事。

再嫁女子不受歧视

魏晋南北朝的女子能够实现“再嫁自由”，最著名的例证是曹操在《让县自名本志令》中表达的价值观。他说：“常以语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这番话的具体语境是曹操向世人表达不会代汉称帝的真心，让妻妾们为他当义务宣传员。然而，他对妻妾再嫁丝毫不以为怪的态度，却也鲜明地释放了出来。

曹操这样说没有什么道德负担，因为他有几名妻妾本身就是再嫁之女，或是直接从别人手中强娶豪夺而来。比如他的杜夫人是秦宜禄之妻，尹夫人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儿媳妇（也有说是何进之弟何苗的儿媳），杜、尹二夫人进曹家时已经生了儿子，曹操爱屋及乌，把秦朗、何晏一并收养。

东汉帝国崩溃之时，儒家礼法对社会，尤其是对女性的约束都逐渐松弛下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把女性再嫁视作不可接受之事。曹操的原配妻子丁氏，和曹操吵架闹矛盾，曹操一气之下把她发遣回娘家，意欲消磨一下丁氏的气焰。谁想这位夫人很有脾气，回了娘家索性长住下来。曹操不得已，亲自到丈人家迎接，丁夫人正在织布，曹操抚其背说：“顾我共载归乎？（和我一起回家吧？）”丁夫人冷着脸不答应，曹操也来了脾气，拂袖而去，但又舍不得真走，在窗外说：“得无尚可邪！（你差不多得了！）”丁夫人始终不回去，曹操告诉岳丈，愿意再嫁就嫁。丁家慑于曹操的权势，终于没敢把女儿再嫁，不过，设若曹操是普通人，这位丁夫人肯定就另寻如意郎君了。

不只是曹操，蜀、吴两位主公也同样持此风气。刘备入蜀后，孙夫人返回东吴，内室乏人，刘备便在群臣建议下续弦，娶穆夫人为正妻。这位穆夫人原是刘瑁之妻，刘瑁死后穆夫人寡居于成都。刘备势力初成，有充足的理由迎娶年轻美貌的女子，却娶了这位徐娘半老的寡妇，后来还将其正位为皇后。

清代《百美新咏图传》中的孙夫人

吴主孙权也娶了一位寡居的徐夫人。徐夫人原配是陆尚，其父徐琨与孙权是亲姑表兄弟。这位徐夫人入宫之后一直没有生孩子，孙权仍尊而重之，让她居于先娶的谢夫人之上，还把长子孙登交给徐氏抚养。再嫁妇女地位之高，现象之普遍，可以说颇具历史特色。

意志独立方能婚姻自由

两晋时社会风气进一步开放，士人追求放达，解放天性，男女之防大大减弱。男人可以观看别人之妻，女人在街上品评潘安的相貌，名流士人以和才女谢道韫清谈而自豪……这些因素使得妇女再嫁的羁绊更少了。

明代仇英《千秋绝艳图》中的谢道韫

在古代，男子占据婚姻主动权，女子离婚极为困难。《大戴礼记·本命篇》规定离婚的条件是“七出”，但全是针对女性的过错：“妇人七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垢，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供集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全然没有规定男人犯了什么错，女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离婚。

魏晋南北朝时代女性虽然仍然处于被支配、被压迫之中，但妇女逐渐拥有了表达意志的权利，甚至已出现主动与丈夫离婚的女性。东晋名臣谢安的侄子谢邈，妻子郗氏性子刚强、善妒。谢邈娶了个妾，郗氏非常气愤，居然写了封书与丈夫离婚。郗家是东晋初与谢家同自北方南渡的大族，两家地位相埒，郗氏离婚才得以理直气壮。

晋时还有一个叫王欢的儒生，好读经籍，一门心思全花到学问上，穷得家徒四壁，其妻气得把书烧了逼丈夫离婚，要改嫁他人。王欢笑道：“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意即妻子不要学朱买臣那位不识货的妻子。王欢的妻子大概只是普通人，没有突破礼教枷锁的能力，虽然有了独立意志，也只好忍着痛苦继续过下去。

也有因为个人感情或其他价值取向问题，而主动提出离婚的女子。宋武帝刘裕第五个女儿新安公主，原本嫁与王景深。某日，公主突然提出离婚，王景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人家是先帝的女儿、今上的妹妹，王景深不敢问也不敢说。后来听说新安公主放出话来，想嫁给王彧，王景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王景深与王彧虽然都姓王，也都是世家大族，但王景深是太原王氏，不如王彧的出身琅琊王氏高贵，况且王彧是东晋名相王导的五世孙。王谢高门风流遗世，新安公主这是“见贵思迁”、追求幸福去了。虽然囿于史料缺乏，不知道新安公主与王景深离婚是否有感情破裂的因素，但她的行为没有引起皇族或时人反对是确然的，足见女人主动提出离婚并非不可接受之事。

还有因反对家暴而离婚的女性。北魏末年有个叫元怀的没落宗王，把闺女嫁给开府张欢。开府是个官名，不大也不小，但张欢为人脾气甚是暴烈，对待元氏很粗野，还杀了元家陪房嫁来的婢女。若是一般人家的闺女，面对这种情况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正巧元氏的哥哥元修因为意外机缘被拥立为皇帝，即北魏末代皇帝孝武帝，元氏便找哥哥做主离了婚，离婚后孝武帝还嫌不解恨，以暴制暴把前妹夫抓起来杀了。元氏后来改嫁丞相宇文泰，还被宇文泰尊为正妻，死后被追封为皇后。

记录北魏洛阳佛教和史实的《洛阳伽蓝记》，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改嫁故事。洛阳准财里有一人名叫韦英，死后其妻梁氏不怎么厚道，不给他治丧就改嫁了。虽说是改嫁，却是坐地招夫，和一个河内人氏叫向子集的做了夫妻，仍然住在韦英的宅子里。韦英的亡魂气不过，带着几个鬼魂白日里回家质问梁氏。向子集惊恐异常，拉弓射之，韦英应弦而倒，变成一个桃人。梁氏两口子受了这场惊吓，不敢再住在老宅子里，便捐给了佛寺，后来名为开善寺。

这种故事显然出于后人演绎，多多少少透着一点对梁氏的指摘，但也反映出当时妇女再嫁的普遍与开放。

柔然公主的婚姻悲剧

十六国以后，比中原更加开放的五胡婚嫁风俗，更加强化了婚嫁的开放风气。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有婚姻不幸的悲剧。

草原民族流行父死子娶其妻的风俗，比如北周时嫁宗女千金公主于突厥，千金公主最早与沙钵略可汗结为夫妻，沙钵略可汗死后，千金公主相继嫁给沙钵略可汗之弟叶护可汗与其子都蓝可汗。可汗之妻一定程度上成了草原汗位权力象征的一部分，这种风俗虽未在中原王朝流行开，但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中原人的看法。

东魏与柔然汗国联姻，柔然人实诚，把可汗年仅八岁的小孙女送出去结婚。大抵在草原民族观念中，女性与大国首领结婚是抬高身份之举，所以不惜把未懂人事的小孩嫁出去。高欢本意让儿子娶这个小女孩，柔然可汗却说，要娶就是高王（高欢在东魏爵位是渤海王）亲自娶，不可给儿子。东魏丞相高欢只好老着脸皮，娶了这个叫郁久闾叱地连的小公主。

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提靴俑

柔然公主嫁到东魏后一直学不会中原话，生活得很不幸福。《北史》载，高欢死后，其长子高澄“从蠕蠕（蠕蠕系中原对柔然的蔑称）国法，蒸（通烝，子纳父妾）公主，产一女焉。”这位柔然公主死时年仅十三岁，大概是过早生育致其死亡。

东魏是胡汉混杂的国家，统治区域在今山东、河北、河南，汉人是主体。高澄继娶父妻虽不为汉人伦理所认同，但当时并没有引来太多物议。或许就是这个所谓的“蠕蠕国法”影响了中原汉人的看法。小公主一生仅在正史中交待了寥寥几笔，但因高氏家族并不歧视她再嫁于伦理上的儿子，死后仍葬于高欢的坟茔，还以正妻的待遇给她刻了墓志，记录了她在邺城度过的几年时光。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磁县发现了茹茹（即蠕蠕）公主墓，通过墓志铭再现了那段再嫁生活。

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女仆俑

魏晋南北朝开放的婚嫁风气，进入隋唐后仍然存在。隋唐无论庙堂还是江湖，婚嫁风气虽说没有前代那般自由，其开放性却也令后世宋明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