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中国已经逐步走上了下坡路，贪污也逐步成了常态化的事情。到乾隆后期中国突然发生了一场大案，也就是“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侵贪监粮案”，主犯王亶望攀附和珅，行贿了不少钱财，最后被处以死刑。清高宗向来以宽处事，这次为何突然一反常态，大肆反腐倡廉了呢？

王亶望（？——1781年），山西临汾人，清代官员。江苏巡抚王师之子。乾隆十五年（1750年）考中举人，捐资得知县。历官甘肃宁夏知府、甘肃布政使、浙江巡抚。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闰五月，甘肃揭出通省官员冒赈侵贪监粮大舞弊案。甘肃产粮少、州县仓储困难，原有捐监旧例，以为权宜调剂之用，令民输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重开此例。所谓“捐监”，就是为解决粮食欠收问题，官府允许一些人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王亶望利用陕甘总督勒尔谨昏聩，把粮食折成银两，进行“监生”资格拍卖。他向朝廷谎报旱情，编造说把“监粮”用来赈灾了。实际上，他把捐纳的银两全部私分，从总督到州县官员人人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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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侵吞赈灾银2万两以上的有20人，1万两至2万两的有11人，1000两至9000两的有26人，而要犯勒尔谨、王亶望、布政使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等还不算在内。从王亶望家抄出的赀产竟有300万两之多。

高宗说：“此案若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应斩正例，则所有各犯皆应置之重典。特以人数众多，不忍一概骈诛。因照侵冒银数多寡稍为区别。“即使宽大到侵贪1万两以上又无守城功的处死，也几乎囊括了甘肃省绝大部分官员。

此案陆续正法者共有56人，免死发遣者有46人。谁料事情至此并未结束，闽浙总督兼领浙江巡抚陈辉祖在査抄王亶望家产时，鬼迷心窍，私藏偷换金玉器、字画等物，被高宗痛斥为“盗臣”处以斩监候。后来又因他在闽浙两省任内州县亏空严重，被赐令自尽。

爱新觉罗·弘历

其实，乾隆皇帝对各省督抚大吏状况是有自己的基本估计，他说：“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举朝文武瞻徇情面、营私枉法，“上下扶同之习，固结不解，各省皆然”。

乾隆皇帝不禁感叹：“是使朕竟无可信之大臣。”乾隆皇帝主要是指封疆大吏而言，至于朝廷大臣，他很少怀疑，因此，乾隆朝惩贪，主要是打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在这一点上，与朱元璋有所不同。导致一个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由治而乱，社会矛盾激化，主导因素首先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根源在贪官污吏。

由上而下，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犹如吸血虱虫，上侵国帑，下吸民膏，不但为百姓之大害，亦是国家之大害。贪污纳贿一旦效尤成风、浸透了官场，就会出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后果，必然会动摇和瓦解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因此，任何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封建帝王，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贪官污吏对社会的危害。

而在这方面，乾隆皇帝论述之多，认识之深，在历代帝王中均不多见，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法治思想。但是认识与采取行动并不是一回事。

首先，乾隆皇帝对官场中贪污纳贿的普遍性有一定认识。他说，官场风气败坏，积习已久，效尤成风，所以才贪黩者常多，而廉洁者常少，故官犯中以侵贪者偏多，这是他长期从政得出的结论。

有统计资料表明，整个乾隆朝较重大的弹劾案共计4600余件，其中涉贪案有589件，占全部弹劾案的12%强。由此证明，封建社会官吏与贪侵确有不解之缘。

其次，向来人们对官史贪赃索贿、聚敛搜刮民财者认识较清，称之为贪官；而对那些利用职权侵蚀国家仓库、亏空钱粮的官吏或认识不清或判处较轻。

对此，高宗指出：“渔利于民者，贪也；蠹蚀于官者，侵也。”他把这种侵贪国家财产的官吏称为“盗臣”。而这种盗臣，“以无畏之心，而济之以无穷之欲，派累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赃者有之。朝廷之府库，且所不顾，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此侵则必贪，势使然也”。

因此，不管是贪官，还是盗臣，“厥罪惟均”，后者同样是令人厌恶。贪官是以服官、受禄又有养廉银之人，而为盗贼之行，蠹国病民，其罪非但不可逭，而且“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于法断无可纵”。将贪污和悖逆相提并论，是相当深刻的论述。

其三，乾隆皇帝发现，对于侵贪案，人们不但认识模糊，而且量刑也往从宽。“有督抚轻拟，经九卿改入情实者；有九卿混入缓决，经朕指示情节，改入情实者”。

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盖立法而法不行，则人心无由知警。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日长，渐至酿成锢习”。

高宗还说过，与其失之宽而使犯者众，莫若明白地让他们知道无从假借，有所警戒，从而不致重蹈覆辙，使更多的人能得到保全。他主张惟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使“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俾共知洁已奉公之大义”。

由此可知，王亶望则是必死无疑，只有杀了他才能杀一儆百，这也符合乾隆皇帝“即入情实”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