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传统士大夫，莫不以忠臣孝子自期。当天下太平时，忠孝可以两全；但在改朝换代之时，二者很难兼顾。身在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们面临一系列抉择，其中“忠”与“孝”之间的抉择尤其艰难。既然忠孝难两全，谁人应尽忠？谁人应尽孝？忠孝是否有高下之分？就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编者按

【资料图】

文 / 何冠彪

传统士大夫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莫不以忠臣孝子自期。在天下无事之时，忠孝两种德行固能并存；但在改朝易代之际，两者颇难兼顾。明季士大夫遭逢国难，便感到进退维艰。如御史陈良谟慨叹：“为子为臣，不能两全。”兵部左侍郎张煌言(1620—1664)拒绝清人招聘时，亦有“忠孝已难两全”的感触。诚然，对明季士大夫而言，忠孝确是难于取舍的。虽然陈良谟与张煌言最后都殉国而死，透过上述的话，可见他们先已考虑取舍问题，才做出抉择。

另一方面，有些士大夫虽在明亡后意图捐躯殉国，但为了家有高堂而偷生，如黄宗羲称不殉国乃系“届身养母”，陈确亦谓“未死皆缘母已老”。可见他们也有考虑忠孝的取舍问题，才做出尽孝的决定。既然忠孝难两全，谁人应尽忠？谁人应尽孝？忠孝是否有高下之分？这些问题，颇为明清之际士大夫所关注及讨论。

一、尽忠的例子

明季的忠臣义士，无论为抗清而死或自杀殉国，无疑都视尽忠比尽孝为重要。

就抗清者而言，如张煌言在“忠孝已难两全”的情况下，“倡义辞家”，终至“吾父见背，路隔华夷，奔丧无所”。虽然张煌言为此“抱恨终天”，但他并不后悔“忘家”的决定，因为他相信：

两间自有正气，万古自有纲常，忠臣义士，惟独行其是而已。

又如苏观生“镇守南安，粮运不继，动辄掣肘”，知道大势已去，仰天叹息说：

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岭头几日地，岂不怀归？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

又如候任南昌知县刘曙(？—1647)在“南都之变”时本欲殉国，“特以父丧未葬，老母在堂”而不死。后因牵涉“通海”为清廷所捕，“械至南京，洪承畴霁颜相劳苦”，不屈。洪承畴说：“汝不念老母邪？”刘曙答道：“君亲原非两人，臣子岂有二理！”最终下狱被杀。刘曙对忠孝的态度实先后不同：被捕前，他以孝为先；被捕后，他虽将忠孝相提并论，但从他不屈而死的事迹看来，他显然是舍孝取忠。

就自杀者而言，如陈良谟在嗟叹“为子为臣，不能两全”之余，选择了“为臣”之道，所以对执友李芳泰说：“吾为国死，义不顾家。”在自杀者殉国之前，家人亲友每每希望以尽孝为理由，打消他们的死意，但都被他们以不同理由驳回。现以崇祯十七年的死者为例，加以说明。

户部尚书倪元璐(1594—1644)“投缳”前，“所亲皆劝”他“权忍耻，出外举兵，再图匡复”。倪元璐不从。“所亲”于是说：“太夫人在堂，亦不为之地耶？”倪元璐初时“默然，一泪及颧而止。既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犹健康，夫复何憾！’”马世奇自杀前“南向遥拜辞母”说：“母生儿不能养，既不能尽忠，又不能尽孝，欲长依膝下不可得矣！”于是“闭一小室中自经。诸仆排户入救之”，并“泣劝”马世奇说：“太夫人在，主未可死。”马世奇答道：“不死，正恐留此身为太夫人辱耳。”申佳胤在明亡前已萌殉国意念，“其母太安人年近七十，迎养京邸，左右以此为解”。申佳胤却说：“吾业以身许国，势难两全。”从上述例子可见，殉国者明显认为忠重于孝，所以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前者。

在重视孝道的风气下，有些士人在取舍忠孝之前，或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如傅日炯(？—1646)与族父平公在“江上师溃”后讨论说：“吾辈义固当死，然俱有老母在，亦惟白于老母，许死则死耳。”结果，“平公白于母，不许；日炯白于母，许之，遂赴湄池死”。而“平公乃养日炯母终身”。

明清之际，出现了不少“深明大义”的父母。例如，和州知州黎弘业(？—1636)在崇祯八年十二月(1636年l、2月间)“城将陷”时，“系印于肘，跪告其母”李氏说：“儿不肖，贪微官以累母，奈何！”李氏哭着对他说：“汝勿以我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于是自缢而死，黎弘业亦随后殉节。又如成德的母亲在北京城陷后“争欲先引决”，反为成德“止之，以慷慨、从容二义为告”。后来“母见子女及媳皆已殁，亦恸而自缢”。又如金铉当“贼攻城急”时，“跪母章氏前”说：“儿世受国恩，职任车驾，城破义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八十岁的章氏却说：“尔受国恩，我犹不受国恩乎？事急，庑下井是吾死所。”终于在金铉投河死后，章氏“亦投井死”。

此外，有些父母虽没有与儿子一同殉国，却成就了他们的节义。例如，当傅日炯的母亲知道儿子要自杀殉国后，“特来戒其酒，恐人以炯为酒误”而自戕。又如傅日炯自杀之前，“母躬具酒肴，命幼孙持浆满觞而三酌之，庆慰备至。至末觞”，傅日炯“跪而勿饮，母诘之”。傅日炯说：“子乐母戚，是弗忍饮。”母说：“儿饮！予勿戚也！”于是傅日炯才饮，“更涤觞献母”说：“惟愿我母无楚于家！”母又“笑饮之”。这样，“母子劝饮半日，炯乃扶母上坐，四拜永诀而去。炯回顾母，母亦顾炯。母又即命曰：‘儿勿顾！’于是竟往上浒”，“投入冲中而死”。又如张煌言“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清廷以张煌言父张圭章尚在，“弗籍其家”，而令张圭章写信劝识张煌言归顺。张煌言复信说：“愿大人有儿如李通(？—42)，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177)以自赎。”而张圭章暗中“寄语”张煌言说：“汝弗以我为虑也。”诚然，父母的开明态度，可使儿子较安心于尽忠。

二、从孝的例子

明亡以后，有些士大夫或欲投身复明，或欲轻生与国同亡，但因为家有老亲而不能遂志。

就前者而言，陈子龙便是一例。当夏允彝决意投水殉节后，与陈子龙“手疏见诀，不责以偕亡”，而“勉以弃家全身，庶几得一当”。可是，陈子龙在夏允彝死后“一载于兹”，“窜处菰芦之下，栖伏枋榆之间，往来缁羽，混迹屠沽，若全无肺腑者”。陈子龙报书亡友，解释自己的苦衷如下：

仆门祚衰薄，五世一子。少失怙恃，育于大母，报刘之志，已非一日，奉诏归养，计终亲年。婴难以来，惊悸忧虞，老病侵寻，日以益甚。欲扶携远遁，崎岖山海之间，势不能也；绝裾而行乎？孑然靡依，自非豺狼，其能忍之！所以徘徊君亲之间，交战而不能自决也。悲夫！悲夫！亲以八十之年，流离野死，忠孝大节，两置涂地，仆真非人哉！

可见陈子龙在夏允彝死后，反复考虑应尽忠抑或尽孝的问题，虽然他把祖母的“流离野死”视为不孝，而自责于“忠孝大节，两置涂地”，他的抉择反映了他把尽孝放在尽忠之上。因此，“自慈亲见背”，“藁窀粗毕”之后，即“日思芒南奔，荷一殳之任，分身陨首犹生之年”，“虽懦弱，安敢宁处”了。陈子龙先亲后君的态度，昭然若揭。张煌言向同辈说：

应念同仇多死友，休言有母不售人！就是呼吁时人：国难当前，须以忠为先，孝为次。

就欲轻生者而言，如方文(1612—1669)“虽未仕金马门”，但因“父祖十世承国恩”，所以在明亡时“几欲捐躯励微节”，最后“以亲故遂苟存”。又如按察副使郑溱(1613—1698)知道北京陷落的消息后，“恸哭投继”，但为父亲劝阻，“瞿然中止”。郑溱父亲的话引录如下：

汝祖母以十七岁孀妇遗腹生吾，荼苦数十年，唯汝一块肉耳。汝纵不念吾，犹不念祖母乎？

又如殉甲申之难的吴麟征的儿子吴蕃昌(1622—1656)“遭国变，慨然有殉君父之志，伯父(吴麟瑞，1588—1645)责以为人后之义，乃不果”。又如徐枋(1622—1694)的父亲徐汧在南京失陷后欲“殉节”，徐枋“誓必从死”，但父亲不许，命“长为农夫以没世”。于是徐枋的“死志未遂”，而“谨守”父亲的遗言，终身而不变。又如魏阀(1609—1678)在“甲申国变”时，“自念尊人年高，不即死，奉尊人避乱湖滨”，并且“弃诸生服，潜心易服”。又如张罗喆为军都督府佥事张纯仁第五子，助二兄张罗彦守保定，以拱卫京师。北京“围急”，张罗喆妻王氏对丈夫说：“我妇人惧辱，义必死。子兄弟六人，如皆死，即绝尔父母后，何忍？”于是张罗喆听从妻子的话，“变形易服，从水门亡去”，而他的兄弟则在保定城破后殉节。上述数人虽在亡国后有过殉节的意图，但因他们重孝多于重忠，所以选择了尽孝的道路。

此外，另有士大夫不但因有父母而不死，而且变节背主。如王孙蕙在北京陷后游说同乡赵玉森同“诣贼报名”。王孙蕙说：

百行以孝为先，君太公年高，图锦足矣。不为徐庶，忍心为赵苞耶？

又如张家玉在“流贼”入京后“三上书于贼，责以大义，请宾而不臣”；“见贼”的时候，“长揖”而不跪。“贼怒，缚柱上欲刳之，颜色不变，异而释之。”由于“愈欲其降，不可”，所以“流贼”要挟“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授原官”。又如吴伟业在“甲申之变”时“里居，攀髯无从，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大淑人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其后吴伟业自责说：

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

顺治十年(1653)，清廷征辟诏书下，“有司敦逼”，吴伟业“控辞再四”；但双亲惧祸，“流涕办严，摄使就道”。吴伟业“难伤老人意，乃扶病入都”，出仕清廷。

表面上，上述诸人都为尽孝而不死，甚至改节事二主，其实可能只是借口而已。韩菼(1637—1704)批评明季官员说：

呜呼！彼仕而不死者多矣。其人又未必皆有父母之养于其身也；又或徼幸于父母之存，而借口以逭其不能死之罪者，比比也。

韩菼所说甚是，如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赵士春(1599—1675)便承认在“乙酉之变，借口母在，不敢图死”。近人推原吴伟业的心迹，亦指他说“我因亲在何敢死”，“不过是借口罢了”。又如张家王为“广东人，父母在籍，未尝到京”，竟为“流贼”吓到，无怪时人批评他“抗怯焂忽，殊自无谓”。

三、如何取舍忠孝的意见

忠孝既难两全，而忠孝都有人选择，谁人应尽忠、谁人应尽孝的问题因而出现，并且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经常讨论的话题。

有关忠孝的取舍问题，当时有不同的意见，就官员的取舍来说，有两种相反的说法。第一，有父母在堂，不必死。前述王孙蕙劝赵玉森效法徐庶的话，虽或是变节的借口，却反映出时人的一种想法，即父母健在，不必殉国。如孟兆祥在北京陷落以前已萌殉国之念，却对门人司勋郎熊文举(1631年进士)谓，“子有老亲在千里外”，“尚可从容”。又如金声与江天一在徽州城陷被清军所执，金声便对江天一说：“汝有老母，不必死。”当然，家有老母就不须尽忠的观念，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第一节举例甚多，兹不赘说。

第二，“尽忠即所以尽孝”。另外有些殉国官员相信，他们必须尽忠，这样去做，不是忘孝，而是以忠存孝，无忝所生。例如，许直在北京陷后“归而觅死，家人以父阻之”。许直说：“曩父寓书于直云：‘无忝厥职，便是孝子！’天下有君死臣生谓之无忝者乎？然则今日之死，父命之矣！”于是许直“叩头君父”，自缢而死。周凤翔亦于同时殉国，死前写信给父母说：

国君死社稷，人臣无不死君上之理，况身居讲职、官为侍从乎？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有今日，幸不亏辱此身，贻两大人羞，我事毕矣！

又如申佳胤在北京城破后，“左右请易服匿他所”，但申佳胤笑着回答说：“我以孤童随老母起微贱，主上(朱由检)不以为不肖，食禄十有三年，国家事至此，何所复顾？独念大安人年老逢难，长背罔极。然辱身以辱亲，不孝滋大，我志决矣。”后来便投入王恭厂“灌畦巨井”中死。又如左懋第使清议和，不屈被杀。拘留期间，思索“忠臣孝子”之道，得出下面的结论：

忠臣孝子，两全甚难，其实非难。从(伯)夷、(叔)齐死后，君臣义薄，纲常扫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叠山，青史于今万古传。他两人父兮与母兮，亦称大贤。

总括来说，上述类型的人明显是把忠放在孝之上，但为了为他们忘孝的行为辩护，所以提出“人臣当殉节，忠孝两无亏”的说法，掩饰他们“吾为国死，义不顾家”的行为。

就士人来说，明清之际的舆论已指未出仕者没有殉国的义务(参看第五章第二节)。因此，如果他们的父母在世，他们更不必死了。例如，生员许王家(1607—1645)未仕而死，时人便认为他有两个理由“可以无死”。第一是“不仕，可以不死”；第二是“不仕而父母在，尤可以不死”。家有高堂而殉国的士人，后来更受到非议。如徐启睿(？—1645)在鲁王朱以海时“白衣参军”，最后被清兵所执，“谕之降，则谩骂”，因而触怒了清兵，被刳腹而死。全祖望为徐启睿立传，虽谓“公之志则烈矣”，却指“其时公尚有亲也。君父良难兼顾，但公以环堵书生，未尝受国家恩命，而必弃其亲以从君，斯亦不无小过”；并就此而引申，批评明季“以笃老之亲，因抗节而有所不顾”的人，认为“揆之圣贤之处此，未必其然，斯论世者所当知也”。换言之，未出仕者应“从亲弃君”，才没有过错。

因为已仕与未仕者的角色不同，所以明清之际又有出仕者须尽忠，未仕者须尽孝的调和之说。如孙奇逢认为：

古来烈士英人值屯遭蹇，已入仕者先君后亲，未入仕者先亲后君，各有攸当。

屈大均亦说：

人尽臣也，然已仕、未仕则有分。已仕则急其死君，未仕则急其生父，于道乃得其宜。

因此，就已仕者而言，如陆培自杀前作书遗母，便说：

儿不自意得陟科目，其自癸未(崇祯十六年)，儿非母有，宁自溃乱以伤先人砥砺之意。有两弟可慰天年，譬儿夭折或襁褓不育，天下亦有此事。儿从先帝意适，勿以为不幸。

既然“得陟科目”以后，“儿非母有”，现在国难临头，自然应当“先君后亲”了。所以陆培强调他的殉国是“适意”，不是“不幸”。他的弟弟未曾出仕，因此他们的责任是慰母亲天年，即“先亲后君”，套用孙奇逢的话，可谓“各有攸当”。相反来说，彭之灿(？—1658)未曾仕君，遇到国变则“欲以此作首阳”而殉国，无怪孙奇逢规劝他宜“归首丘”以养亲，因为他的情况应是“先亲后君”。

其次，在传统社会里，忠与孝常常被视为一致和统一，如《礼记·祭统》说：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

在明清之际已仕者尽忠、未仕者尽孝的观念里，尽忠与尽孝亦系两者恪守本分的表现，彼此地位一致，并无高下之分。例如，屈大均就《易经·困卦》“君子以致命遂志”一句而阐释忠孝之道说：

忠者，臣之命也；孝者，子之性也。君得有其臣之命，父母得有其子之性，而天下已治矣。致命遂志云者，臣致其命而后臣之志乃遂，子致其性而后子之志乃遂也云尔。

由于“君得有其臣之命”，无怪屈大均以为“已仕则急其死君”；由于“父母得有其子之性”，所以屈大均认为“未仕者则急其生父”。这样，尽孝便能与尽忠等同起来。

殉国者由于弃亲从君，因而提出以忠存孝之说，以遮掩他们无法尽孝的遗憾。不死者或者亦因为舍忠取孝，所以采取传统的“移孝作忠”说，文饰他们未能尽忠的缺点。陈确在祭宗祠时的话，便是一例，引录如下：

国难殊足忧，家祸亦可怜。移孝即作忠，亲亲宜所先。

可是，无论未仕者须先尽孝或移孝作忠，都不能抹杀他们不能死的事实。于是，齐之千提出进一步的观点，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他引录谢枋得“某所以不死者，以有九十三岁老母在堂耳”与“某不得为忠臣，犹愿为孝子”等语，及“经”所谓“资于事父，移孝以作忠”，申明“孝与忠非二道，死孝即所以死忠”的道理。接着，他又举出四个例子，阐述“不成忠者不成孝”的道理。引录如下：其一，“古无位而死忠者，推孤竹；首阳饿死，忠矣。其先以父命逊国，此孝子之所用心”。其二，“泰伯遵父命让季历，本孝子事，而识者又谓即夷、齐叩马之心”。其三，“陶渊明为晋处士，作《五等孝传赞》加丁宁焉”。其四，“李陵不顾老母，忘汉，病死沙漠”。透过这四个例子，齐之千得出下面的结论：

忠孝两成者，不在生死，可以死，可以不死。

这样，无论已仕者或未仕者，只要能够克尽孝道，并“移孝以作忠”，他们的不死便不是缺点了。然而，理论终归是理论罢了。陈确批评“全肤体为孝”说时指出：

如此解，则天下何多孝子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偷生与死义，孰为无忝，孰为辱亲，儒者必有能辨之矣。

诚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还是可以辨明的。

（本文选自何冠彪所著《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授权发布。）

《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

何冠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2022年7月

为何明清易代之际殉国士大夫的人数居历朝之冠？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死抉择背后究竟有哪些复杂动机？本书聚焦明末士大夫群体在明清王朝更替之际所呈现的立场和心态，特别是他们的殉国表现和生死观念，以及时人对殉国者的评价，生动再现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各种人生面向与复杂心理。全书以士大夫这一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对其诸多心理困境做了细致的辨析和解说，有助于今人理解传统士人精神在明清转型时期的嬗变历程，深化对当时社会及政治状况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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