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宋真宗来到了当时的应天府，途经一座先贤的祠庙，先贤磊落不凡的品行与功业深深吸引了当时的真宗，以致其“留驾裴回”。在向旁人咨询了先贤的所行所事后，真宗决定将他们的业绩“著金石刻”，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先贤“忠义”的品质足以并且应当彰显于后世。

祠庙供奉的先贤是唐代的两位重要将领，张巡和许远。实际上，即使真宗不将他们的功业“著金石刻”，张、许的事迹也已经广布民间，并且，其实早在唐代，张、许就已经获得了“立庙睢阳（即宋代应天府），岁时致祭”的荣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自唐以来，张、许的功绩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推赞。人们推崇他们的“忠义”乃在于在安史叛乱时期，张、许等人以寡弱的军队对抗数十倍于己的叛军，其坚守睢阳（宋州）等地，前后四百余战，杀敌十余万众，城破之日骂贼不屈而全部遇难。

张巡的选择

因张巡等人的死守睢阳一线长达年余，叛军错失了南下江淮的机会，而江淮地区恰是帝国的财赋来源地。

对于当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张巡的这种坚守睢阳、保全江淮的意义也已为他们所认可。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些简明的通史类著作，我们便不难发现，有关安史叛乱初期河南战局的描述基本上就是围绕张、许的事迹而展开的。譬如：“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强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睢阳（今商丘南）一线，遏阻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在此前后，在南阳（河南邓县）和睢阳（河南商丘）的战斗也异常激烈。南阳是江、汉的屏障，睢阳是通向江淮的要道，而江淮一带是唐朝的重要财富来源地。”

相似的论述也出现在由西方学者编纂的著作中，譬如杜希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就写道：“同时，他（指安禄山）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他在这里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军面前岿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指张巡）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炅奉命指挥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

从史料记载看，安禄山率主力自灵昌（滑州）渡河，将战乱延伸到河南时为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当月，陈留（汴州）、荥阳（郑州）、东京就先后陷入叛军之手。次年正月，安禄山在东京称帝，并着手西进。不过由于安禄山的决意西进，所以尽管朝叛对峙开始于河南，但实际上河南并不是安史之乱前期朝叛对抗的主战场。

张巡

如果翻看一下上引的这些历史著作会发现，此时期的河南实际上也不是学者着墨过多的一个地区。不过，在这种有关河南的相对精简的论述中，张巡的话题却是人们都会谈到、也几乎是唯一会谈到的话题。

按张巡率兵抵抗叛军最初可能在天宝十五载（756年）初，到其为叛军所杀时为至德二载（757年）十月。也就是说，张巡在陈郡东部与睢阳郡西部一带与优势叛军对抗了将近两年。

张巡的官职困惑

然而，现在引起我们重新探讨张巡问题的兴趣在于，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作为保全帝国经济命脉的功臣张巡，其身份实际上只不过是王朝的一名“地方官”。据史载，张巡起兵初的官职只是谯郡（亳州）太守属下的真源令，其手下之兵也多为临时招募的义兵。

这种功绩与身份的巨大落差，不由要使人对唐廷在叛乱发生后所实施的河南政策产生怀疑，难道帝国真的准备依靠这样一位“地方官”与这样一批军队与叛军进行战斗？显然，唐廷不可能无视河南的重要性。

事实上，早在安禄山起兵的当月，玄宗就下令“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这是唐廷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内地设立的第一个藩镇，其意义当然不可能被轻视。

而且在张巡的时代，河南节度使作为负责河南军政事务的最高统帅基本是一直设立着的。此外，诚如上引史论所显示的，学者将坚守南阳的鲁炅看作与坚守睢阳的张巡同等重要的人物。然而，鲁炅是唐廷任命的首任南阳节度使，也就是说，他的职责与他的身份是匹配的。而这与张巡的情况显然截然不同。

如此来说的话，我们的疑问产生就一点不奇怪了，既然在叛乱伊始，唐廷就已经在河南设立了节度使，那为什么在随后的两年左右时间里，我们却几乎看不到这些节度使们有多大的表现？或者说，他们的作用为什么始终无法与张巡相提并论，以至于无法引起学者的关注。而河南的存亡最终还是不得不维系在张巡、许远这样的地方官身上？

要解答上述的困惑，或许还是从河南节度使的选任中来寻找线索比较有效。因为我们发现，与张巡长达两年持之以恒地对抗叛军不同，河南节度使在这两年里却换任得相当频繁。

贺兰进明

而且随后玄宗和肃宗各自向河南派遣了节度使。玄宗派遣的是虢王巨，肃宗派遣的是贺兰进明。两个节度使，自然也是玄宗与肃宗矛盾的河南翻版。这样一来，相互掣肘，自然起不了阻遏敌军的作用。

张巡的守城困境

现在来谈一下于雍丘抗贼的张巡的问题。自从玄宗出逃长安后，处于与河南叛军作战第一线的张巡便失去了与朝廷的联系，在此后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张巡数次击破了李庭望、令狐潮等叛军的攻势。

同时由于颜真卿的努力，河北、河南、江淮诸道业已知道了肃宗即位灵武的消息，“徇国之心益坚矣”。

不过这种僵持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河北、河南的战局又渐渐开始倒向叛军一边。首先是河北，到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载）十月时，受安禄山之命稳固后方的史思明、尹子奇已经成功地将河北的大局重新控制在叛军手里。

身为河北招讨采访等使的颜真卿不得不放弃平原等郡，渡河南走。若不是回纥兵的入援，河南东部被攻陷的将不仅是北海一郡。但是很明显，河北的失守现已将战火引入了河南东部的胶莱平原一带。于是在这年底，唐廷“置北海节度使，领北海等四郡。”这是唐廷在山东半岛附近设立的第一个节度使。

再来看河南，在西部，被围多年的颍川郡（许州）由于期年救兵不至,终于为禄山将阿史那承庆攻克。而在中部，虽然张巡顶过了李庭望、令狐潮数月的攻势，但是到至德元年十二月的时候，由于鲁（兖州）、东平、济阴诸郡先后沦陷，虢王巨“引兵东走临准”，而禄山将杨朝宗帅马步二万，将袭宁陵，绝巡饷路。

于是张巡不得不拔离雍丘，东守宁陵以待之，开始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势抗贼。宁陵之战后，张巡被敕以河南节度副使，但虢王巨吝于赏赐，张巡的节度副使当然也只是一纸虚名。所以在此后的睢阳之战中,张巡只能以这样一番话告慰将士：“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

而在许远方面，其争取粮饷的努力也遭到了虢王巨的阻扰：“先是，许远于城中积粮至六万石，虢王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远固争之，不能得，既而济阴得粮，遂以城叛。”

安禄山

更糟糕的是，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死安禄山取而代之，以尹子奇代替李庭望为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河北劲卒的这次南下非同小可，许远不得不告急于在宁陵的张巡，请其于睢阳城与许远合兵。

当时两者士卒相加亦只有六千八百余人，而就是这不到七千人的军队在此后的十个月里苦苦拖住了十几万的叛军，上演了安史之乱中最惨烈的死守睢阳的战役。

无疑，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与叛军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河南的主要矛盾。但在当时的河南，除了朝廷与叛军矛盾外，其实还交织着玄宗与肃宗、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这多重矛盾。

而从另一角度来讲，所谓的朝廷与叛军矛盾，与其指的是唐廷与叛军，倒还不如说张、许与叛军可能更恰当。因为当朝命的河南节帅们从陈留、睢阳一步步地退到彭城、临淮时，张巡却在雍丘、宁陵、睢阳一线死死抵住了叛军长达约两年的攻势。

因此，现在再来探讨张巡的评价问题，如果能将他们保全帝国经济命脉的作用置于这样一种维度下来理解，或许就会对他们的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张巡没有显赫的官职，他的抗贼之举全然出于对王朝的忠义，但他和许远等人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唐廷方面多大的支持。唐廷虽然一次次地派遣新的河南节帅，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缓解睢阳等地的压力。而来自它郡的支援与牵制也相当有限，逐渐崛起的周边实力军阀以隔岸观火的心态坐视睢阳的粮尽人亡。所以说，张巡与许远正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为保全帝国的经济命脉战斗的。

在《新唐书·忠义传》中，欧阳修有关张巡事迹详略悬殊的篇幅，就不难想象，欧阳修也对他们有特别的偏爱。“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这已经将他对张、许的态度公之于众了。因为张、许所享有的声誉，已经足以让他们在宋代也同样获得民间崇拜与官方祭祀的待遇。

与欧阳修的记载不同，两个世纪后的文天祥或许真是去过睢阳庙的，《词苑丛谈》载：“文丞相北去时，有题张许庙沁园春一调。”其词曰：“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炊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古庙幽沈，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欧阳修与文天祥刻画了睢阳庙气脉庄重的形象，庙中的张巡和许远以其“忠义”的品质或是深得帝王的敬誉，或是暗合忠臣的信念，亦或具有震遏奸雄的力量。“俨雅”、“雄挺”与“幽沈”是宋人刻绘张、许仪容，形容张许事迹、描摹睢阳气场的语汇。

张巡

然而，同样表现张巡与睢阳的主题，唐人笔下的忠臣形象与空间场域却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韦应物《睢阳感怀》诗言：“豺虎犯天纲，升平无内备。长驱阴山卒，略践三河地。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穷年方绝输，邻援皆携贰。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重围虽可越，藩翰谅难弃。饥喉待危巢，悬命中路坠。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空城唯白骨，同往无贱贵。哀哉岂独今，千载当嘘唏。”

张巡的事迹固然忠烈可嘉，但他终究身处在一个矛盾纷纭、无以自拔的河南。同样，庄严幽沉的睢阳祠也无法掩盖睢阳城曾经的累累白骨与败土颓垣。

在距张巡的抗贼大约十余年后，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李端途经睢阳，写下了以下这首五言律诗。也许，李端笔下那凄清哀挽的景象与欲哭无泪的感受才最为真切地表达了张巡与睢阳的主题：“睢阳陷虏日，外绝救兵来。世乱忠臣死，时清明主哀。荒郊春草遍，故垒野花开。欲为将军哭，东流水不回。”

对于后代的学者或文人来说，时间的不可追还与距离的难以企及是塑造忠臣形象天然的培养皿，它帮助人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凸显或建构忠臣卓尔不群的品性。

但培养皿又往往是这样一个空间，它容易抽空诞生此一形象的原始情境。因此，作为与张巡同时代、并且亲临战争发生地的唐人，他们的感受或许就更为真切，并且，似乎更具有洞悉历史本相的力量。

因为他们明白，张巡的忠臣形象即便如何高大伟岸，却终究是脱不了惨烈与悲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