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自有君臣之别，就有忠奸之辨。

何为“奸臣”？奸臣是指“不忠之臣，多指营私舞弊、结党弄权的官僚”“不忠于君主，弄权误国之臣”。

(资料图)

中国自古多奸臣，而奸臣尤以宋代居多。《宋史》中《奸臣传》收录“奸臣”15人。而相比之下，《新唐书》、《辽史》、《元史》和《明史》中的《奸臣传》各为9人、11人、6人和6人，人数均远远不及《宋史》。

纵观《宋史·奸臣传》所收录人物，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特征就是媚惑主上，百般逢迎、结党弄权、妒贤害能、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对外求和、投降误国。

如，蔡京投合徽宗艺术之所好，才得以备受青睐，恩宠日增；秦桧迎合高宗求和之本意，才得以深受宠信，稳居相位十九年

如，黄潜善驱逐李纲、秦桧谋害岳飞、丁大全弹劾董槐。

如，蔡京倡“丰亨豫大”之说，兴花石纲之役，大兴土木，滥改币制，搜刮民财，竭尽民力；秦桧为缓解财用不足，暗增民税七八，致使百姓济困潦倒；贾似道推行“公田法”。

如，万俟卨尾随秦桧，对金议和，谋取私利,为人不齿；贾似道名为抗蒙，实却暗中求和，谎报战功，出卖国家。

《宋史》的编纂者把宋王朝的覆灭归咎于奸臣当道、祸乱国家。

不过，《宋史·奸臣传》里的奸臣也未必都是奸臣。

蔡确、邢恕、吕惠卿、曾布、安惇、蔡卞这些都被列入了奸臣行列，原因就是他们都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深究背景，靖康之耻，北宋亡国，责任首推宋徽宗和蔡京的腐朽统治。作为徽宗的代理人，蔡京假借变法之名，大肆迫害异己，横行无忌，祸国殃民，以致北宋王朝灰飞烟灭于金人铁骑之下。后人为此将蔡京误国的源头直指王安石，认为王安石的变乱祖宗家法，终酿靖康之祸。程朱理学思想作为《宋史》编纂的指导思想，所以王安石变法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传》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以正直敢言著称的章惇也被列入奸臣。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重新启用并委以重任，不分青红皂白，武断废除新法，章惇毅然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维护新法，甚至愤恨地与司马光争辩导致高太后大怒，将他罢黜。在哲宗皇帝驾崩后，在商定继承人问题上，章惇毅然反对立端王(赵佶)，认为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此事不但无法说明他是奸臣，却显示其先见之明。

其实，宋徽宗和蔡京虽然标榜新法，以改革派自居，但却不过是一个打着变法幌子的腐败分子。他推行的新法，实为害民之法，已完全背离王安石变法的原旨，从而加剧北宋王朝的腐败，使其最终走向灭亡。

靖康之难后，高宗赵构于风雨飘摇中建立了南宋，自立国以来就处于强敌入侵的威胁中，纵然在抵御外侵的过程中，涌现出诸如岳飞、文天祥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这同样也是一个奸臣当道的时代。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卨均有着对金和议投降的主张；丁大全、贾似道对内飞扬跋扈，对外抗蒙则软弱无能，屈膝妥协，直接推动南宋王朝走向覆亡。这些人被《宋史》列入《奸臣传》应是理所当然。

在这批人中最为典型者当属秦桧。秦桧南归后事事迎合高宗，深得高宗信任，因而最终窃据相位，谋求和议，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秦桧始终坚持奉行求和投降路线，甚至经高宗同意代行接受金诏书的跪拜礼，完成了对金投降卖国的第一次和议。即使后来在金人撕毁和约，发兵南侵的情形下，秦桧仍旧坚持投降主义，并串通万俟卨等人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最终促成屈辱的“绍兴和议”。秦桧求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他仍不罢休，继续诬陷忠良，制造冤狱，清洗抗战派，并遍树党羽，甚至构成对皇权的极大威胁。

南宋末年，内有朝政腐败，外临蒙古入侵，灭亡已是必然趋势，而权奸贾似道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无疑是南宋王朝日薄西山的一个标志。贾似道面对蒙古军队贪生怕死、委曲求全，派使臣向元求和，战败后被押送官郑虎臣杀死于被贬押送途中。贾似道一生作恶多端，早已是天理难容，民心皆怨，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虽然以“忠”、“奸”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不甚合理，而且被列入《奸臣传》者也多有不当，但《奸臣传》之立，却体现了传统的是非观、正邪观,成了中国最普通最广大民众判断是非、褒贬人物的最朴素的办法。

国家的治乱并不在于是否有奸臣，而在于君主是否能够识别奸臣。因为自古以来，君子、小人就是并存的，问题在于君主如何择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