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娲是我国古老传说中的上古圣王，不过他们的“圣王”形象，要到东汉末年才最终形成。所以可以说没有伏羲、女娲，这些都是后世杜撰的故事；或者说确实有这样的人，但也仅仅是两个贤人，然后后世口口相传，以至于故事越传越神奇。

在上古神话传说体系中，女娲的形象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考察，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战国中后期外在形象尚不能完全确定的“女神”，经过秦及西汉时期的不断改塑，到东汉后期，基本确立了位居“三皇”之一的“圣王”形象。

战国秦汉时期，无疑是关涉到女娲“圣王”形象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探索这一演进过程，对于理解是时文化观念的某些侧面或许有所裨益。

(相关资料图)

历史文献中的女娲、伏羲

在战国中后期，女娲尚未形成如汉代较为固定的“人头蛇身”的“圣王”的形象，从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关于“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的记载中也可以反映出来。

其中有涉及女娲造化万物（当然也包括人）的神话，但并没有关于女娲外在形象的具体阐释。特别是在《山海经》的记述中，也没有关于伏犧的直接记载。

据闻一多先生《伏羲考》:“伏羲与女娲的名字，都是战国时才开始出现于记载之中的。伏羲见于《易·系辞下传》、《管子·封禅篇》、《轻重戊篇》、《庄子·人间世篇》。女娲见于《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二名并称始见于《淮南子·览冥篇》，也是汉代的书”。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先秦典籍中，言伏羲者不同时言女娲，言女娲不同时言伏羲”。

女娲与伏羲在大多数先秦典籍分言的事实，不仅表明女娲与伏羲分属两个不同的神话传说系统，而且就女娲形象而言，基本还是一个造物女神的形象，还没有被纳入到所谓“三圣”的系统之中；而女娲从“女神”到“圣王”形象的完成，则与两汉时期的改塑密切相关。

女娲

从现存的两汉文献考察，随诸家学说流派之不同，以及受地域文化之影响，对于女娲形象亦有不同的解说。其中对女娲形象改塑贡献最大者，当为女娲与伏羲名列“三圣”的传说。

伏羲、女娲并称的开始

在汉代文献中，首次将女娲与伏羲并列者,出于西汉时期《淮南子·览冥训》，语曰：“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共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合而为一家，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嘤喋苛事也。”

显然，《淮南子》推崇伏羲、女娲之“至德”，是建立在颂扬所谓“无为而治”的基础之上，肇起汉代对女娲形象改塑之端。 尽管《淮南子》通过与伏羲并列的方式，将女娲纳入古代“圣王”的行列，但其影响似乎相当有限。

秦人虽有“三皇”之说，然而指的是“天皇、地皇、泰皇”。司马迁撰《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并无所谓“三皇”之序列。张守节“正义”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 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

从张氏所列文献考察，明确伏牺为三皇之首的文献，均晚于西汉武帝年间，似可说明至少在司马迁修撰《史记》之时，伏羲与女娲传说尚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与《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黄帝的传说已经深入民间，“长老”争相传称黄帝事迹的景象迥然有别。

司马相如

明于此，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汉传世的文献中，唯有承袭先秦道家之传统的《淮南子》多言女娲外；即便偶尔言之，也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所云“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之类充溢神仙气息的描述，女娲的形象似乎仍是较为单一的“女神”形象。

伏羲、女娲列入“三皇”的开始

《汉书》将女娲明确列入“三皇”之中，至少可以证明，西汉时期通行的伏羲、女娲并列为帝之说，随着东汉“三皇”说的复兴，开启了将伏羲、女娲纳入“三皇”系统的进程。 实际上，在班固的著作中，关于“三皇”也是有多种说法，除《白虎通义》中有“伏羲、神农、燧人”与“伏羲、神农、祝融”的两种说法，在《古今人物表》则改“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说。

由此可知，东汉前期关于“三皇”实则相当混乱，远不及西汉时“五帝”说之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三皇”虽多种说法并存，但伏羲的“首皇”地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而与伏羲并列的女娲，自从出现于西汉文献后，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如著述年代虽不详，但不会晚于西汉末年的《列子》卷二《黄帝篇》曰：“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 其中虽然没有明确引入“三皇”之概念，但将伏羲、女娲并列，并与神农氏鼎立而三的排序，或可表明在西汉末年，伏羲、女娲并列为古圣王的观念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而跻身于“三皇”系列，则是时间问题了。

在东汉文献中，首次明确提及女娲列于“三皇”者，当属应劭的《风俗通》的《三皇篇》，而应氏所据材料，则出于纬书《春秋运斗枢》。亦依《春秋运斗枢》释女娲为“三皇”者，还有郑玄。“郑注《中侯敕省图》引《运斗枢》：“伏牺、神农、女娲为三皇。”

我们知道，两汉之际纬书已经兴起，终东汉一朝盛行不衰，其中虽存有许多荒诞不经之事，但也保留了相当可贵的古史传说及神话资料，女娲于东汉时期跻身“三皇”序列，当与纬书的记载密不可分。

应劭

另外值得注意的，既言“三皇”，又言“女娲”的应劭、郑玄等人主要活动于东汉后期；由此可以推测，记录女娲为“三皇”的《春秋运斗枢》等纬书，似乎也可能出现于东汉后期。

但似可表明，东汉时期关于“三皇”的认定，已由前期的“伏羲、神农、燧人（或祝融）​”，向后期“伏羲、女娲、神农”的模式转变。尽管这一变化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但其大体时段应该是清楚的。

综上,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考察，从战国中后期，女娲不甚确定的“登立为帝”，实则更多具有“女神”特性的形象；到西汉文献中始与伏羲并列为“不设法度”，“至德遗于后世”，崇尚“虚无纯一”的“圣王”形象；再随着东汉时期“三皇”之说复起，由东汉前期“伏羲、神农、燧人（或祝融）的“三皇”说，演进为东汉后期“伏羲、女娲、神农”的“三皇”系列。至此，标志着女娲“圣王”形象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