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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今亮点!曹操、孙权经常打猎,只是因为爱玩吗?
2022-11-01 22:41:49 来源: 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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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孙权有两个女儿,长女孙鲁班,字大虎;次女孙鲁育,字小虎。以“虎”作为女儿的字,足见孙权对老虎的“喜爱”。只是,虎并非是孙权的宠物,而是猎物。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云:“亲射虎,看孙郎。”说的就是孙权。

据《三国志·张昭传》记载:“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孙权的一大爱好,就是骑马射虎,有好几次,老虎都扑到了马鞍上。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孙权还命人建造了一辆射虎车。车内有“司机”,每次田猎时,孙权就坐在心爱的“玩具”中,对着老虎一顿猛射。

影视作品中孙权射虎。来源/电影《赤壁》截图

无独有偶。曹操父子也酷爱打猎,而他们的目标是——野鸡。王沈《魏书》云曹操“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曾一日连射六十三头雉(野鸡)。受父亲影响,曹丕也十分喜欢打猎。年轻时,曹丕就曾换掉衣服和座驾,带人偷偷跑到城外打猎;做了皇帝后,曹丕还效仿曹操射雉,一边射,一边乐道:“射雉乐哉!”

影视剧中,曹操携天子出猎。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从娱乐性来说,狩猎的确能满足人的征服欲。所以曹操、孙权经常打猎,确实能证明他们爱玩、会玩。只是,狩猎并不只是个人出风头用的;在更多情况下,它作为一种大规模集体活动,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意义。

军事

上三代(夏、商、周)前,狩猎就十分常见了。远古初民在学会畜牧以前,主要依靠狩猎来获取物资。随着原始公社制的逐渐瓦解,兼并战争时有发生,部落与部落之间要通过战斗来角逐胜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用来狩猎的工具就成了他们的武器,他们把敌人当作“猎物”,采取与狩猎相同的方式进行战争。所以,古人口中的“禽”与“货”不仅是指猎物,也指敌人;将敌人俘虏,就是“擒获”。另外,古时作战要陈兵列阵,打猎亦是如此。故本义为“田猎”的“田”字也曾与“陈”字同音且通用。

《司马法·仁本》中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因为古代田猎与战争方式基本相同,故而国家建立后,官方会采用田猎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与演习。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周代“大蒐礼”。它分四季,每季又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教练和检阅之礼,后半部是借用田猎进行讲武与军事演练。《尔雅·释天》曰:“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在农活不重时,官方就会组织田猎,以起到祭祀、演习之目的。

春秋战国以来,朝纲崩坏、礼乐不存,狩猎的作用愈发多元化。贵族阶层将狩猎当成一种娱乐方式,并深深影响到后世,这是曹操、孙权等人酷爱打猎的一个原因。但与此同时,田猎的军事演武功能也被保留下来。

西汉文帝、武帝时,官方狩猎活动愈发频繁。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一文,描写了皇家狩猎之恢弘气度,得到汉武帝的重视。东汉时,对外战争仍持续不断,官方狩猎活动的正式称呼逐渐由“田猎”变成“校猎”。“校”为考校、考察之意,可见此时的狩猎活动越来越重视军事训练与考核。

明 仇英(传)上林图(局部),是后人依照《上林赋》描绘的上林狩猎情景。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三国志·鲁肃传》注引《吴书》记载:“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汉末时,鲁肃为应对纷乱时局,组建了一支部曲,狩猎即是其“讲武习兵”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并非孤例。汉晋之际,世道大乱,一些想要自守的豪族强宗族纷纷招揽部曲、流民,自发组建起坞堡,这正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由于人们聚居在坞堡内,农耕与狩猎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通过狩猎,堡民的战斗技巧可以得到增强,彼此之间的配合也会更加默契。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精兵之地”如丹阳、泰山、南中等地,多在山林之间。当地人靠山吃山,以打猎为生,大多射术高超。因而他们被编入军队后,能拥有极为不俗的战斗力。由此可见,通过狩猎来锻炼、培养将士们的战斗力,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君王还能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军事人才。

何谷清《三辅黄图校释》曰:“秋冬较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西汉时,皇帝亲自在上林苑检阅兵游猎,表现突出者,有可能受到重用;若日后与他人竞争,其在狩猎中的表现也是一项重要加分项。

影视剧中,汉武帝外出打猎。来源/电视剧《大汉天子》截图

汉末西凉军阀韩遂败亡后,其爱将成公英归降曹操。魏武见成公英大喜,加封其为军师,让他跟着自己打猎。一日,曹操见三鹿走过,就有心考校成公英,后者不慌不忙,弯弓搭箭,“三发三中,皆应弦而倒”。曹操见状,顿出爱才之心,感慨道:“你可以为韩遂尽忠,难道就不能为我效力吗?”成公英通过猎鹿得到了曹操器重,这正是其他武将梦寐以求的机会。

军事演习,往往能对敌人起到威慑性作用,狩猎也不例外。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轻取荆州,听闻刘备窜逃,并与孙权达成联盟,便送了一封书信过去。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曹操会猎于吴是假,示威才是其目的;尽管他口中的“八十万”只是夸大其词,但这种示威仍让江东群臣“莫不向震失色”。一些江东大族曾打算投降,未尝不是因为这次莫须有的“会猎”。

政治

上三代以世卿世禄制为选官方式,贵族在享受身份带来的优渥生活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应责任。据《文献通考·职官考》记载:“盖古之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所谓入使治之,出使长之之义。其职在国则以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为称,在军则以卒伍、司马、将军为号。”上三代的贵族战时为将,闲时为官,可谓文武并重。

大思想家孔子亦主张文武兼备,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受先秦时期“文武兼备”思想的影响,宋代之前的文臣与武将并没有泾渭分明,文臣领兵、武将执政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三国时代的将领,往往兼领州郡;地方长官,一般也有军职。在此情形之下,尚武传统仍是一种主流。而狩猎这项活动,就能很好表现他们的个人勇武,尤其是君王。

初,汉武帝以身作则,与熊罴搏击,这在鼓励将士们的同时,也宣扬其威武。同理,曹操、曹丕、孙权等帝王爱好打猎,也能彰显其个人勇武,维护君王威严。曹丕曾多次强调自己的武力,他在《典论·自叙》中写道:“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其实在曹丕看来,狩猎不仅能锻炼体魄、愉悦身心,还能协调各派、调整政治关系。

影视剧中,曹丕带儿子曹叡出猎。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谈及建安文学,世人首推三曹、七子与蔡文姬。然而,作为北方实际掌权者的曹操,需要处理的政务实在太多,根本忙不过来;故而邺下文人集团的真正主持者,正是曹丕。建安十六年(211),曹丕组织了一场“南皮之游”,在这场集诗赋唱和、游宴狩猎于一体的大型政治文学活动中,曹丕不仅成功猎得了獐、鹿、雉、兔等猎物,也创作出不少佳作。如此一来,还没有当上世子的曹丕,就通过狩猎与诗文创作等活动展示了他的文武双全。这次活动后,曹丕非但突出其政治地位,也为自己积攒了一笔政治资本。

需要补充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些法令、制度,也可能是在狩猎活动中完成的。杨宽先生曾总结出周代“大蒐礼”的五点功能,分别是:建置与变更军制、选定和任命将帅与执政、制定和颁布法律、对违法者处刑、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及处理重大问题。

巧合的是,汉魏之际的一些制度变革,如九品中正制(详见:

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背叛吗?

)、州郡领兵制(详见:

凉州是曹魏地盘,刘备怎么还能任命马超为“凉州牧”?

)、质任制、都督制……大多创立于军中。囿于史料匮乏,这些制度创立的具体经过不得而知;那不妨假设一种可能:曹操利用狩猎这种相对轻松、具有娱乐性质又保存着几分周礼遗风的活动,可以更加顺利、高效地推进军制的建置、变更以及法令的颁布。

经济

狩猎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也是古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之一。充饥是捕猎的基本前提之一,人们可以直接食肉,也能用特殊方法将其制成腊肉保存下来;此外,猎物还能被制作成各种生活用品,如兽皮能制成鞋子、衣物,狼、兔之毛可以做笔,虎骨、鹿茸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影视剧中,古人出猎的战利品。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耕逐渐成为劳动生产的主体,但狩猎仍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繁,作为农业中心的北方平原遭受到重大打击,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打猎就成了获取物资的重要方式。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九州春秋》记载:吕布麾下有人想带十五匹战马投奔刘备,后被其部将侯成及时追回。为庆祝此事,侯成拿出自己偷偷酿的酒,又带人出去猎了十几头猪,并将其中一部分酒肉进献给吕布。侯成以猎物用来邀功,足见它是一种拿得出手的资源。直到北魏前期,狩猎经济仍是拓拔氏的主要经济来源。

有些时候,君王或主公往往把狩猎所得作为一种恩典,赏赐给百姓或三军将士。《后汉书·礼仪志》载:“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东汉时,官方会把猎物分给辛勤劳动的农民;至于军队,当然也不例外。至汉末三国时,这种风气也被保留下来。江东政权草创之初,领兵的将领要承担养兵义务(详见:

吕蒙自掏腰包给东吴养军队,图什么?

),朱桓、陈武等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于是,孙权会给予这些将领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其狩猎得到的猎物,正是其中一项。

除此之外,猎物还能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汉武帝时,民间私人铸钱经常偷工减料,导致钱贱物贵;为了遏制这种现象,汉武帝下令不再使用钱币,而是将白鹿皮制成货币,“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这里用到的白鹿皮,即皇家禁苑中所得。在一些紧急情况下,朝廷也会开放部分山泽供给百姓狩猎,从而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三国时,曹魏有猎禁,规定杀禁地鹿者当死,财产充公。结果一段时间后,“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严重影响到了农耕。当时,有大臣高柔上疏曰:“惟陛下览先圣之所念,愍稼穑之艰难,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久济,莫不悦豫矣。”高柔建议魏明帝曹叡放开猎禁,让百姓通过捕鹿以维持生计。尽管曹叡并没有答应这个请求,但仍然能看出:泛滥的鹿群及其他猎物都是一种储备资源,能在关键时刻“以为军国之用”。

参考文献: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2、萧统选辑,李善注释《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7

3、黎虎:《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7

4、王赛时:《古代体育文明 上》,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8

5、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

6、罗旻:《

7、张道一:《画石像鉴赏:看得见的汉朝生活图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2019.4

8、王俊奇:《夏商周三代帝王之御射》,《上饶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9、朱潇:《“田猎”与“校猎”:秦汉官方狩猎活动的性质变化》,《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0、马巧香:《汉代田猎的文化考察》,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6

11、樊晶晖:《汉代文学狩猎书写研究》,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19.5

作者 | 瀛洲海客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火炬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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