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线采访时的标配装束

【资料图】

年少时，我有一个跃马挥戈打天下的英雄梦，特别渴望能上一次战场。为此，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就参军到了部队。从战士干到副营职军官，我才懂得，军队常备不懈地练兵习武，原来不仅仅是为了打仗，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一支军队最有战斗力的体现。明确点讲，和平才是军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1985年，从接到兰州军区宣传部调令、离开战斗部队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安心做一个兜插钢笔、手提露半截报纸的公文包，迈着八字步，享受和平生活的军中文人了。那时军区机关除了苏式办公大楼很壮观，其他＂硬件＂还没有师里好，特别是住房紧张，家属小孩随军找不到落脚处。多亏本处杜明干事恋爱失败，把东七排那间带厨房的婚房让给我住，我们一家才有了安身之处。我那个五马长枪的英雄梦，早被世俗生活折腾得一地鸡毛。

可谁知，就是在这时，我却猝不及防地两次接受了战争的考验。

作者第一次上前线时途经云南石林

1985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被郭怀亮处长火急火燎地叫到办公室，说是让我随军区工作组到云南前线，为兰州军区轮战部队踩点。我问何时出发，领导回答很干脆：“马上！”

＂要求带什么东西吗？＂领导答：＂只说带一架高倍望远镜，其他没说。＂

我赶紧到管理处领了一架望远镜，顺手抓起办公桌上的尼康照相机，匆匆赶回家里。媳妇见我刚走又回来有些奇怪：“怎么，忘东西了？”

“没有。要岀差。”

“到哪里去？”

“云南。”

老婆一愣，随即问：“处里那么多人，怎么派你去？”

我不耐烦地说：“啰嗦啥，赶紧收拾东西，接我的车马上就来了。跟军区首长去，你担心啥嘛？”

“上前线怎么让人放心”，媳妇边收拾东西边唠叨，“你肯定是把领导得罪了，人家才派你去。”

“胡说啥呢。军区很快几万人要上去。都把领导得罪了？军人就是打仗的，不上前线要军人干啥！”

临出门我再次安慰媳妇：“军区工作组不会到最前沿，你放心好了。我就不到幼儿园看女儿了。”说完，提着箱子就走。隐约看到媳妇眼睛里含着泪，我才意识到，这次不是简单的出差，是去炮火连天的战场。

到了集合地点，我才知道此次总领队是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马伟志将军。陪同的有军区后勤部周副部长，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等。政治部是我和组织部任祖林副部长二人。马副司令是1945年入伍的老兵，参加过辽沈、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刚从19军军长提上来。可能是长期和平的生活让这个“战神”很无聊，那天他很是亢奋，见面就问我，“小李呀，你是哪里人？”我急忙回答：“报告首长，我是陕西眉县人。”

马伟志副司令员

马副司令说：“那是个好地方。开国上将李达的故乡。”说着随口吟起李白的诗：“西上太白山，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这首诗说的是我的家乡。

先遣组立即前往兰州火车站登车。铁路上对这次任务非常重视，专挂两节软卧车厢，饭菜质量也好。车到宝鸡，21集团军副军长裴怀亮将军领着一干人马上车，他们也是军区先遣组成员。

第三天清晨，抵达成都。因部队老山轮战是归成都军区前指指挥，所以我们要与成都军区有关领导接洽。第四天晚上我们乘火车驶向云南。

作者同军区组织部任副部长在聂耳墓前留影

第六天先遣组到达昆明。成都军区云南前指热情接待。吃了云南名吃，游览了昆明湖、西山龙门等景点。

与后勤部周副部长在昆明农贸市场

第7天，先遣组分乘18辆吉普车，从昆明向文山边境开进。路上不时有挂着伪装网的军车驰过，走着走着，车队进入了连绵不断的山脉，雾气很大，能见度很低。路边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十分阴森。

是不是快到前线了？森林里会不会有敌方特工？我有些紧张。车队突然靠边停了下来，我和任副部长赶紧下车跑向马副司令员。听到马副司令员问身边人：＂你们带枪了吗？＂后勤部周副部长用调侃的口吻说：“都没背枪，背着照相机呢。”大家一片哄笑。

马副司令很不高兴，“你们上前线不带枪，跟我到云南旅游来了？”

这会儿到那弄枪去？大家有点不知所措。

这时，一个作战部抽调来的司机说：＂报告首长，我们每个司机有手枪一支，冲锋枪一支。＂

＂噢一一，不错。＂马副司令接着问：“这里距前线还有多远？”

司机说：“离文山大约还有三百多公里。”

嘻一一，人群中爆发出自嘲声：咱还以为到了前线，原来还在昆明城郊呢。

＂上车！＂马副司令员一声令下，我们继续开进，车上又有了轻松的笑声。下午四五点，车队到达文山州政府所在地。下车一看，此地农贸市场比内地还热闹。在大西北还算稀罕的电子表，一堆堆倒在路边卖；内地少见的折叠伞，花花绿绿挂满了街道。路旁的铁皮货亭，被穿苗服的顾客围得满满当当，没有丝毫战争的痕迹。一问，这里距边境线还有百多公里，是云南前指所在地，属于前线的后方。

云南文山苗族妇女赶集

军区先遣组停在文山，正式开展工作。我们住在州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对军人免费，食堂24小时有饭，这是当地进入战时体制唯一的特征。先遣组集体拜访了云南前指和67集团军军部，尔后分散对口活动。我和任副部长的任务是了解战时政治工作。

我们走访了67集团军和所属师以上政治部。考虑到来一趟不容易，曾提出到一线阵地上看一下，被以安全为由谢绝了。我背来的望远镜连掏出盒子的机会都没有，又原样背回了兰州。

最可笑的是，三天的走访结束了，要写一份有关战时政治工作的报告，任副部长跟我研究了提纲，当然该我这个职务低的干事执笔。可那天在138师被硬留下来喝酒，咱这人酒场经验不足，感情实在，经不住劝，被灌得烂醉如泥，害得领导只好亲自彻夜执笔写稿。第二天早晨起来，领导还在伏案写作。记得他看见我时脸色铁青，不知熬夜熬的还是气的。

这次云南前线之行前后13天，来去匆匆，走马观花，不仅没有听到枪炮声，甚至连硝烟的味道都没闻到，唯有带回4把折叠伞和几捆竹制晾衣架，让老婆喜出望外，用了好多年都不坏。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和平年代的局部战争也不过尔尔，充其量比平时多一些枪炮声而已。

料想不到的是，不久，第二次上云南前线的任务又一次落到了我的头上。

作者第二次上前线，与军区情报部季部长、九侦郭政委在云南前线

我从云南回来不到三个月，春节刚过，郭处长找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前线轮战部队即将进入阵地接防，军区首长指示要加强宣传报道，部里范副部长准备带新华社、军报记者站、《人民军队报》和咱们处组成联合采访组，赴前线采访，考虑你去过前线，熟悉情况，准备让你二赴云南。”

我一听就有点不乐意了。倒不是怕死，主要是心理不平衡。处里那么多人，敢情这上前线包给我了？何况那时已听说外交部要求军方配合外交斗争，不准公开报道前线战况的传闻，还要派我去，这不是拿我当可有可无的支差闲人？可我这新干事不敢表达不满，只能气鼓鼓地表态：“我去。只要不死，就会完成任务。”

回到家跟媳妇一讲，这次她却没有多大反应。她以为这次和上次一样，就是到云南旅游一趟，就是时间长点，没啥担心的。但我很清楚，上次是跟着军区首长跑各级机关，这次是到一线采访，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我没有告诉媳妇，怕她担心。

晚上坐火车去西安搭乘飞机，半夜睡不着觉，想起上次去前线媳妇说起得罪什么人的话，我也觉得似乎有点道理。反复检讨自己为人处事，甚至从农民出身见识浅，长期工作基层不会处理关系等方面找原因，准备回来好好改进。

在西安住了一夜，我和范文明副部长、新华社记者王安（其他组员各自前往）三人乘机飞往昆明。那一天西安落雪，关中平原一片银白。在飞机旋梯上回首故乡的原野，狠吸几口家乡的清新空气，毅然再次走向战场。

军区联合采访组在老山前线落水洞47集团军军部集中，由于部队正在换防，还没有作战行动。范副部长领着我们搞了几篇军政军民团结类稿件，发给《解放军报》，编辑回电话说，近期上级不许刊登南疆战区的新闻，老领导气得差点摔了水杯。过了几天，不知道有新任务，还是老领导生气了，反正是范副部长屁股一拍回兰州了。联合采访组群龙无首，立即作鸟兽散。

自由采访，自由写作历来是＂无冕之王＂们追求的境界。新华社王安、解放军报徐文良很快找到新落脚处，不见了人影。我和《人民军队》的张季平听说军区几个侦察大队有作战任务，便搬了过去。开始住在董干的第九侦察大队，后来又搬到马关的第十侦察大队。我们住在大队部，主要是容易解决食宿、交通问题，以此为基地，向周围军区各个参战部队辐射。

九大队的侦察兵们，那时作者的摄影技术是照片上有人影就算成功

初到九侦，那里刚刚结束一场捕俘战斗，官兵身上还带着浓浓的硝烟味。我们参加了几次审俘，现场观看侦察兵和俘敌进行心理战，挺新鲜，但觉得不好写，就决定下到战斗连队，到最前沿去。

在一线连队，我们立即见识了什么叫战争环境，什么叫流血牺牲。

第一次去连队采访，我和张季平看见路边的几棵松树长得挺别致，就让停下车，想站在树前照张相，正在扠腰仰脸地作势，天空中传来咝儿咝儿的哨响，我奇怪地说：＂什么鸟儿，这么个叫声？＂司机大喊：＂什么鸟叫，迫击炮弹，快卧倒！＂我一个滚翻趴在棱坎下。只听几十米开外两声巨响，炮弹掀起的泥土落了我一身。张记者那酷酷的墨镜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此时我才意识到，战争环境下的每一刻，都有生和死的抉择，人间和地狱的距离，其实就是在一声爆炸的瞬间。

有天上午，我们在一个连队召集几个干部战士座谈，下午他们越境侦察，傍晚回来时，一个战士躺在担架上，一条腿就没有了，后边一个干部拿着那鲜血淋漓的半截腿，说是敌人的地雷炸的。这种血腥的场面，让习惯享受和平环境的我心理上受到强烈冲击。难以承受。

侦察作战敌我交错，地形复杂，危险无处不在。虽然伏案写作是我的本职工作，可战争环境要求我首先要成为一名战士。有个叫黄岁选的连长，手把手教我们如何使用手枪、微冲、轻机枪和狙击步枪。山坡上扔一个脸盆，让我和张季平练习枪法。这一段时间，我打的子弹比我当兵十几年打靶的总和还多。从此，外出采访除了笔、本子、照相机，还多了两样东西：微冲和钢盔，这让每次采访战地特色愈加明显。

我们在九侦写了多篇新闻，尤以一等功臣、一连副指导员缑晨烈士的那篇记忆深刻。在烈士似曾留有体温的床前，抚摸他睡过的床单被子，看着他的遗像，与一帮与他朝夕相处的官兵聊他的往事，那种悲壮气氛和平时采访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小伙子只有23岁，甘肃天水人，长相英俊，17岁就考上了西安陆军学院，妥妥的学霸。就在十多天前，他带领十几个侦察兵前出捕俘，回撤时被敌人的高射机枪子弹穿透了腹部。

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瞬间便化作天空一颗流星。心灵的震撼，前所未有。我和张季平含泪写了《他为政工干部争了光》的长篇通讯，《人民军队》报加按语全文发表。

那时，电视上全国第二届青歌赛如火如荼，有的侦察兵看着电视就被叫走，披着伪装消失在夜色里，再也没有回来。同样的年龄，同样的青春，有人流血牺牲，有人歌舞升平，这种大反差的比照，不知牺牲的烈士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内心极度不平衡。战士在这儿打仗、流血，却要选择默默无闻。歌星在那边唱歌跳舞，搞得全国沸腾，这是什么样的社会舆论环境？

1986年3月18日，第十侦察大队二连捕俘战斗打得很惨烈，我冒着小雨赶了过去。那是我的老部队，二连的不少干部是我的同学、战友，有的还是我的采访对象。

我赶到前指火葬场，看到19个活人已经成为19具烧焦的躯体，（还有一个牺牲在医院），顿时泪流满面。二连指导员张新奎也死在此次战斗中，他是我同学，身上的毛衣残片我能认出来。我哭着给他穿新军衣，可是刚一拉他的胳膊，胳膊就掉了。

眼见战友们一个个被推进火炉变成了一股股白烟，这种从未见过的场景，完全超越了我心理承受的极限。我瞬间头疼欲裂，浑身发抖，蹲在雨地里抱头痛哭不已。第二天晚上，大队领导将拍摄的烈士遗照给我看，我看了两三张就手抖得拿不住照片了，而且脑袋、胸口绞疼，眼泪流个不住。

次日起来后，手抖得连笔都拿不住。等熬了几天几夜，把烈士事迹汇报材料整理出来，我也快崩溃了。大队领导立即派车把我送到昆明，让我住院治疗。可我知道还有好多事在等着我，在滇池边转悠了三天，各种不适不治自愈，又赶紧返回十大队驻地赶写新闻稿。我抖擞精神，含着热泪，和张季平、军新闻干事梁永安、刘郁文一起，以《一曲火与情的壮歌》《爱，浇铸了一个英雄的集体》《烈火中永生》等题目，连续在《中国青年报》《人民军队报》《陕西日报》等报刊宣传英雄二连的事迹。中央军委为侦察二连记功命名后，21集团军受命组织3.18战斗英模事迹报告团，军党委发电给军区政治部，要求让我参加了报告团的筹建。我奉命提前结束南疆前线的采访，回到了故乡陕西宝鸡。此时已经是5月下旬，距我离开兰州已经三个多月。

作者到3.18战斗现地采访

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人，重新回到和平环境，同样一下子难以适应。

躺在21集团军小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我神情有些恍惚，舒舒服服伸了几个懒腰，幸福感油然而生。在前线九十多天睡过的床，无一不是木板临时搭起的，硬得硌人。而那些睡猫耳洞甚至住在露天的战士，能有张木板床简直就是奢求。关键是睡不了安稳觉。侦察大队基本上都驻扎在边境线上，你去袭击、俘虏敌人，敌人也会袭击、俘虏你，睡觉都得半睁着眼，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准备战斗。

我在十大队整理3.18战斗事迹材料时，几乎天天晚上有敌人报复性偷袭的情报。军区和集团军工作组虽然没有战斗任务，但不敢睡觉，就熬夜打扑克，不停地抽烟，以便万一有情况好应付。我本来是可抽可不抽级别的烟民，几天熬下来，也有了一晚上抽三包烟的烟瘾。我想，打死和熬死差不多，就试着合衣睡觉。大约在我到十侦的第5天晚上，好不容易半夜睡着，忽然一阵哒哒哒的枪声把我惊醒，我一咕碌从床上滚到床下，摸到床头冲锋枪端在手里，一动不动地瞅着门口。同室的张季平朦胧地拉亮了电灯，我忙喊：＂不要开灯，小心敌人扔手榴弹！＂

过了一会儿，外边有了熟悉的声音，通信员进门把我从床下拽出来。大队领导过来解释，哨兵误判，把树影当成了敌人，紧张之下扣动了冲锋枪的扳机。然后安慰我们说，现在情况解除，你们可以安心睡觉。重新躺回床上，我和张记者哪儿敢再睡，一人抱一杆枪，睁眼看着屋顶直到天亮。

有天下午，八一电影制片厂的8名漂亮的女演员到十大队来慰问，唱歌、跳舞、喝酒，闹腾到晚上九点多才散，赶回文山显然不可能了，大队安排了一个大房间让她们一起睡。临走，大队领导照例对她们的安全叮嘱一番，开玩笑说：“你们这些靓女，别被那边捉去当媳妇。”不料，因为这句话，女演员们再也睡不着了，越想越害怕，凌晨一点多，她们找大队领导，要求分开和男的同房睡。大队领导没有办法，和我们商量，挑选一些老持稳重的干部“陪睡”。好在当时我们都是两个男的一间房，也不至于太尴尬。我们房间安排进一个姓黄的女化妆师，人家进门就脱掉外衣，钻进我的被子里，一会儿就呼呼睡着了。我只好挤到张记者一米宽的窄床上，一晚上连身都不能翻，早晨起来了浑身关节酸痛。

吃过早饭，演员们迈着窈窕的舞步，神清气爽地上车走了。有人想拿此事开开玩笑，大队程政委一声断喝，此事便和其他军事秘密一样，变成了谁也不敢提起的尘封故事。后来在军区参加、轮战英模表彰大会，才知此事并不稀罕。47集团军女摄影干事梁子，就经常睡在猫耳洞的光屁股战士中间。在战场上，除了生死，其他都可忽略不计。

在招待所，干净清爽的抽水马桶，让我想起前线的厕所。十大队住的是原边防营的营房，与敌方近在咫尺，且没有围墙。公共厕所在最东边，没有路灯，近前还有一片坟地，明眼人一看就是敌方捕俘的好地形。所以，大队入住后，要求尽量天黑以前解决内急问题。明文规定，实在晚上憋不住上厕所，必须二人以上，荷枪实弹，一人方便，另一人持枪警戒。

为了安全，我和张季平被安排在一幢二层楼顶层中间，还安排了一个18岁的武威籍小战士给我们当警卫员。我俩去上厕所，警卫员就相跟上，在门口看得见地方提枪警卫。开始，被人看着解手很尴尬。后来慢慢习惯了，一边解手一边同警卫员聊天，天上地下，都不耽误。

我们爱喝水，解小手成了难题，白天好说，晚上就麻烦。老麻烦人家警卫员保卫咱小便，也太不好意思了。小伙子给我们搞了个脸盆，让往里尿，清晨他负责倒掉。实行一天后我们就觉不妥，屋里臊气熏天不说，让一个战士给我们倒尿盆太有损形象了。大队领导挺干脆地说，别纠结了，就在二楼栏杆的缝隙处解决问题。我和张记者虽觉着不雅，但也想不出好办法，夜间内急，就出门站在栏杆边往下“扫射”。好在云南夜间多雨，掩盖了响声和骚味。不下雨，警卫员小王会很默契地泼一盆水，使一楼住户相当长的时间都没发现这个秘密。

离开前线时，与照顾我们的小警卫员留念

我们对自己的这种不文明行为既无奈又惭愧，甚至成了我们说不出口的一个心结。后来，听说守猫耳洞的战士解手难以解决，只能装在罐头盒、塑料袋往外扔，熏得自己头晕眼花，我特别能理解。不文明向文明进化，是和平环境下的普遍规律。战争的特殊环境，让文明退化为不文明，甚至粗俗、丑陋，好像也是见怪不怪的常规。

在宝鸡筹备英模报告团期间，我抽空回了趟眉县老家。年迈的父母看到我，好像我是从外太空回来的，上下打量，反复确认胳膊腿都是全乎的，然后，哭着抱住我久久不愿撒手。

这时我才知道，我上前线的消息在村里成了天大的新闻。姐姐说，我从前线给家里写的几封报平安的家信，从村里、组里转到家里，那个云南的敏感地址和神秘的信箱，让全村人都知道我上了前线，从此家人不再＂平安＂。

爹娘经常看着我的照片，泪流满面，一两个小时不挪地方。张新奎烈士的骨灰回归故乡后，村里有人疯传我也牺牲了，骨灰和烈士牌子到了乡上，乡上领导怕我父母受不了，暂时保密。我老娘嘴上说不信，可硬是不吃不喝，在菩萨面前跪了两天两夜。直到媳妇陪同新奎爱人回眉县迎送骨灰，亲口告诉母亲我平安无事，老娘才开始进食。望着老爹老娘的满头银丝，我愧疚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手抱着爹，一手抱着娘，任眼泪横流。

我陪21集团军政治部的首长，去眉县营头镇的山里，看望了张新奎烈士的父母和家人。我们同年入伍，在一个团工作，又一同到了云南前线，是过命的战友兄弟。可是，新奎牺牲了，我回来了。新奎父母看我的那种忧伤与绝望，让我内心刀割一样疼。

张新奎烈士

新奎是家里唯一吃商品粮、挣工资的人，家境比我家还贫困。那时烈士的怃恤金只有八百多块钱，还没有前线撞死一头牛赔的钱多。我想象不出，新奎的父母和他的家庭，将如何面对今后漫长的岁月？

一个普通的军人，在二百多万军队的钢铁洪流中，充其量就是一粒沙子，可对于他们的父母家人来说，那是一座巍巍大山，是生活的全部。山倒了，家里的天也就塌了，以泪洗面的日子将是这个家庭的常态。据统计，47集团军南疆轮战一年， 有149名官兵牺牲，负伤892人，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对父母、一个家庭。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战争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那时我就想，尽管战争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可对于双方的每个普通士兵和民众来说，代价都是同等的，没有例外。

麻栗坡烈士陵园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第二次不太情愿的云南前线之行，与上次无声无息的来去相比，我在精神到物质上都有前所未有的收获。虽然没有在中央大报上写出什么惊天动地的重量级稿件，但21集团军党委认为我在抓侦察二连这个英雄典型中表现可嘉，为我请功，兰州军区政治部为我记三等功一次。我一张戴着红花得意洋洋的标准照，被放在办公楼前的宣传栏内数月。巧的是，我立功之时恰是机关分房的关口，论职务、论资历、论年龄，我都大概率与分房无关。可因为这个战功，我从东七排一间平房，成功搬到二室一厅的楼房里，真正在兰州这座城市安了家。照部领导的说法，＂人家是萝卜虽小，那是长在了畔畔上＂。

饮水思源。作为军人，我对领导安排我两次上前线，从不理解到理解，甚至充满了感激，并为当初狭隘的猜想感到羞愧。几次想对领导表达自己的歉意，可又怕被人说自己太＂物质＂、太现实而欲言又止。

经过几十年的沉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两次上前线的经历，让我从远及近、从表及里地认识了什么叫战争，什么是军人。我懂得了什么叫幸福，什么是知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是人生遇到了逆境，还是遭遇了挫折，与前线的环境比，与牺牲的烈士比，总能很快找到心理平衡。

如果说，没有经历战火熏陶是一个军人的人生缺憾的话，那么，两次上前线的经历，足以让我近四十年的军旅生涯因此熠熠生辉！

富兰克林说过，“从来就不存在好的战争，也不存在坏的和平。”之所以把这段三十多年前的经历写出来，是想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提醒那些整天在网上喊打喊杀的年轻人，尽管社会娱乐成风，尽管自己生活不够轰轰烈烈，可千万别把战争看成游戏，枪炮声也不是节日的礼花，每一颗炮弹炸响都意味着毁灭和死亡，甚至让你安心吃一口热饭、睡个好觉，痛痛快快上个厕所的平淡的生活，都变成一种高不可攀的奢望！

作者简介

李志勇，陕西眉县人，大校军衔，原陆军62师战士、排长、干事，兰州军区宣传部干事、处长，甘肃省某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委，热爱文学、摄影，时有作品见诸报刊。